昔日文革中的风云人物，如今身在何方？

来源：名人简介

孙健

(1936—1997年11月)

孙健是河北定兴人。1951年5月开始工作。1958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在天津大成电锯厂和天津中国机械厂当过工人。

1956年6月之后，他先后在天津内燃机厂担任过工人、干部、武装部副部长、党委副书记、党委书记，还曾担任革命委员会第一副主任等职务。

1970年9月，担任天津一机局革命委员会的副主任。

1973年1月，他担任天津市生产指挥部的副主任。同年11月，他成为中共天津市委常委、书记。

1974年1月，他担任天津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一职。同年，他还成为了中共第十届候补中央委员。到了1975年1月，他的职务进一步提升，成为了国务院副总理。

1978年3月被解职，回天津机械厂上班。

1990年5月，他担任中国机械工业供销总公司华北公司总经济师及机电部经理。1997年11月，在天津去世，享年61岁。

董加耕

（生于1943年）

董加耕是江苏省盐城县葛武公社董伙大队的村民，1961年夏天高中毕业后，他面临着上大学还是回乡务农的选择。作为盐城县龙冈中学的一名预备党员和团支部书记，他学习成绩优异，各科成绩都在96分以上。老师们都很希望他能继续深造，但他毅然决定回乡务农，立志要在农村扎根。

他的行动曾激励了上世纪中国乃至前苏联等国内外成千上万的青年采取行动。1964年3月20日，《人民日报》指出董加耕走的道路，就是毛泽东时代知识青年应该走的道路。

董加耕曾经担任过江苏盐城团地委书记、盐城县委副书记等职务，还曾是团中央委员和国务院知青领导小组成员。他当选为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主席团成员和执行主席，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以及盐都县政协副主席。在建国50周年前夕，董加耕被评为共和国50位模范人物之一。2005年，他获得了全国劳动模范的待遇。

邢燕子的故事很励志，她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了生活，成为了大家学习的榜样。

1941年至2022年4月6日

邢燕子，一位来自天津市宝坻县的女性，从小就跟着爷爷在农村生活。她的父亲在天津的一家工厂担任副厂长。1958年，邢燕子从高小毕业后，并没有回到父母所在的天津市区，而是回到了家乡宝坻县的大中庄乡司家庄村，决定用自己的努力来改善家乡的贫困状况。她很快就融入了农民的生活，并且成立了一个名叫邢燕子突击队的组织，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1960年，《人民日报》刊登了一篇关于邢燕子的报道，讲述了她努力奋斗、建设农村的故事。从此，她成为了知识青年下乡的榜样，被誉为毛泽东时代的优秀女性。1964年，她参加了中国共青团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当选为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分别在生前多次接见了她。

她先后担任中共河北省委委员、宝坻县委副书记、地委常委、天津市委书记、市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代表，党的九至十三大代表，第十至十二届中央委员。1981年，市委安排她到北辰区工作，担任北辰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现在退休了。2009年9月14日，她被评为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之一。

2022年4月6日早上7点40分，邢燕子去世，享年81岁。

4、候隽（1943年至今）

侯隽，女，出生于1943年，老家在北京。1962年高中毕业后，她没有参加高考，而是独自一人从北京去了天津宝坻县的窦家村（现属于史各庄乡），决心成为一名新型的社会主义农民。

1963年7月，共青团天津地委发布了一个通知，号召年轻人学习侯隽的故事。这个号召在天津的年轻人中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大家都开始积极地了解和学习侯隽的事迹。

1964年，侯隽和邢燕子一同参加了河北省的劳动模范大会。1971年，她在北京见到了周恩来总理，同年还被选为中共天津地委的委员。后来，她又成为了中共宝坻县委的委员，1973年担任了宝坻县委副书记的职务，到了1976年，她又担任了国务院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领导小组的副组长。

1980年起，他担任宝坻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的职务。

从1980年到1990年，侯隽在宝坻县担任人大副主任。1991年开始，他转任宝坻县副县长。到了2001年1月，已经57岁的侯隽被任命为宝坻县政协主席。当年9月，宝坻县改设为宝坻区后，侯隽继续担任宝坻区政协主席，一直干到2007年5月退休。

郭凤莲（生于1947年）

郭凤莲，女，汉族，生于1947年9月，山西昔阳人。

1968年至1978年，他在昔阳县大寨公社党委当副书记，革委会副主任，中共昔阳县委委员、副书记，山西省革委会副主任。1980年，他被调到晋中果树研究所担任副所长。1991年，他被任命为中共昔阳县委常委、大寨党支部书记。1992年，他当选为昔阳县政府副县长。1994年，他任山西省妇联副主席，后来改任昔阳县委副书记。现在，他是全国人大常委，大寨党总支书记、经济开发总公司董事长。

在那个特别的年代，被誉为铁姑娘的郭凤莲和大寨一起登上了历史的舞台。

可以说，陈永贵为了改善大寨的贫困状况付出了巨大努力，而郭凤莲则是从他手中接过改变大寨命运的重任。

改革开放后，重振大寨的重任落在了铁姑娘的肩上。随着改革的浪潮，从当年全国农业学大寨到大寨学全国人民，这样的转变不容易，而郭凤莲和她的大寨做到了。她推动村办企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走上了农工商一体化的道路。大寨企业从村办小作坊发展到规模化、专业化、品牌化。如今的大寨，实现了小有保障，老有依靠，病有医疗，一片繁荣景象。

尉凤英（1933年生）

尉凤英是煤矿工人家庭的孩子，三岁时失去了父亲。母亲带着她和两个哥哥，靠着挖野菜、捡煤渣、乞讨度日，终于熬到了解放。

1953年，20岁的尉凤英进入了沈阳的七二四厂工作（后来改名为东北机械制造公司）。她满怀着对共产党和新中国的热爱，开始了她的学徒生活。

1953年，20岁的尉凤英加入了东北机器制造厂成为一名工人。她非常努力，喜欢学习新技术，勇于创新。刚进厂的第一年，她就实现了两项技术革新，并且只用了247天就完成了全年的生产任务。当时，厂里的冲床还是靠手工送料，技术相对落后，生产效率不高。

尉凤英在五六十年代是一位著名的劳动模范，是第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同时也是中共第十届中委和第十一届候补中委。她曾担任辽宁省和全国妇联的领导职务。1977年，她回到辽宁省做基层工作。她外表朴实无华，但精神世界光彩夺目，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她对工作充满了热情，先后13次受到毛主席的接见。1964年，她被党中央命名为“毛主席的好工人”，成为全国人民学习的榜样。

孙玉国（出生于1941年）

孙玉国，1958年7月到1961年9月在沈阳冶金机械厂当工人。1961年9月，他参军入伍。从1961年9月到1963年1月，他在辽宁省公安总队1支队、某部炮连担任战士。1963年1月到1965年6月，他在黑龙江省虎饶边境工作站勤务连担任战士、文书和司务长。1965年6月到1969年6月，他先后担任黑龙江省饶河边防站、黑龙江省公司亮子边防站的管理员、副政治指导员和站长。

在1969年3月的珍宝岛自卫反击战中，表现突出，被中央军委授予战斗英雄称号。

1969年6月到1972年9月，担任陆军团副团长一职。1972年9月到1973年12月，调任黑龙江省军区独立团团长。1973年12月到1974年2月，又担任黑龙江省军区副司令员。1974年2月到1977年10月，任职沈阳军区副司令员。

1975年1月，当选为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并成为中共第十届中央委员会的候补委员。

1982年11月18日，解放军总政治部和中央军委纪委对孙玉国的审查结果进行了确认：经中央军委批准，同意对孙玉国的错误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并按正团职办理转业手续。

1983年3月至1993年2月，他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七四四六工厂担任第二厂长。1993年2月至1999年10月，他先后在沈阳军区后勤部经贸局担任进出口部总经理、总经理助理以及副局长，最后按照副师级标准办理了转业手续。

8、吴桂贤（1938年至今）

1968年，他从西北大学顺利毕业。后来，他在纺织行业成为了劳动模范。在那段特殊时期，他因为积极学习毛泽东思想而受到表彰。自1968年起，他先后担任了西北国棉一厂革命委员会的委员和主任，咸阳市革命委员会的副主任，以及陕西省革委会的委员和常委。

1969年，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当选为中央委员。后来，他担任了中共陕西省委副书记的职务。1973年，在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再次当选为中央委员，并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75年，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他当选为国务院副总理。1977年8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再次当选为中央委员。

1977年9月，他提交了辞去副总理职务的申请，同年经中共中央批准，返回陕西省咸阳市的西北国棉一厂工作。

1978年，我在西北国棉一厂当党委副书记。1981年6月，我开始担任厂党委副书记兼工会主席。1988年，我成为深圳外贸集团公司与港人合作成立的纺织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和总经理。

1998年，吴桂贤退休后，中共中央组织部特别发文，为她安排了相应的退休待遇。

他们有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全家人都住在深圳。1998年，来自陕西的老乡们推选她成为深圳陕西促进会的会长。她积极为深圳和陕西的企业牵线搭桥，做了很多工作。她曾为修缮黄帝陵筹集了25万元资金，还亲自去了咸阳的五个县，考察了十七家企业，帮助他们开展合作项目。每当有陕西老乡来深圳创办企业或举办书画展览时，她都会热情地前去剪彩祝贺。对于救灾扶贫、希望工程等公益活动，她也总是从自己的积蓄中拿出钱物进行捐赠。

吴桂贤过着幸福美满的家庭生活，她的丈夫毕业于西北工业大学，曾担任深圳赛格集团的总工程师。他们结婚四十多年，风雨同舟，相互扶持，是一对让人羡慕的模范夫妻。他们的儿子和女儿都是深圳大学毕业，在金融行业工作，孝顺父母，事业有成，一家人其乐融融。

9、李素文（1933—）

李素文，一位来自河北省乐亭县马头营镇郭庄子村的女性，出生于沈阳。她在1954年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的一员。之前，她曾担任过儿童团长、团支部书记以及高级社副社长等职务。

1956年，我在沈阳市南塔第二副食门市部当营业员。后来，我被评为沈阳市劳动模范、辽宁省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和省财贸系统五好职工标兵。

1965年，她被评为全国妇女三八红旗手。次年1月，商业部又授予她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标兵称号。

1968年5月，担任沈阳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1969年4月，当选为中共第九届中央委员。

1973年，他担任中共辽宁省委常委、辽宁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共青团辽宁省委书记。

1973年8月，他成为了中共第十届中央委员的一员。到了1975年1月，他又被选为第四届全国人大的副委员长。

1978年4月，我开始在沈阳糖果厂工作。1983年10月，我晋升为副厂长。1986年，我调到沈阳市轻工局供销公司，担任副经理一职。1989年，我退休了。

1998年8月15日，国家领导人来到了沈阳，在南运河将军公园的清澈河边，接见了包括李素文在内的三十多位劳动模范。当江主席握住李素文的手时，亲切地说：党与人民一直记得你们的付出，你们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为国家和人民做出了巨大贡献，现在依然努力工作，节俭生活，树立了全国的好榜样，祝大家身体健康，长命百岁！听到这番话，李素文感动得流下了眼泪。

张铁生（1950年生）

张铁生在1968年中学毕业后就去了农村。他曾担任过兴城县白塔公社枣山大队第四生产队的队长，后来又成为了中共铁岭农学院核心小组的副组长和学院党委的副书记。

1973年6月，张铁生被县里推荐参加大学工农兵学员考试。在物理化学考试时，他发现大部分题目都不会做，于是就在试卷背面写了一封《给尊敬的领导的一封信》。最后，他的考试成绩是语文38分，数学61分，物理化学只有6分。1973年7月19日，《辽宁日报》刊登了他的信，标题为《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后来，毛远新知道了这件事，张铁生的命运也因此发生了改变。

1975年，他当选为第四届全国人大的常委。到了1976年10月，他被取消了党内外的所有职务，并被开除出党。

1983年，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因为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和阴谋颠覆政府罪，判处有期徒刑15年，并剥夺政治权利3年。

1991年10月，他出狱后与三位伙伴共同创立了辽宁禾丰牧业股份有限公司，这是一家专门生产饲料的企业。

2014年7月30日，禾丰牧业在上交所上市，张铁生成为第五大股东，成为真正的亿万富翁。

黄帅，生于1960年，逝于2017年。

1973年底，黄帅在北京海淀区中关村第一小学上五年级。班主任布置了一项作业，让全班同学都写日记，说要把心里想说的话写下来。

9月7日，黄帅那天的日记让她的人生轨迹发生了变化。那天，××在课堂上没有遵守纪律，做了些小动作，老师把他叫到前面，说：“我真想用教鞭敲你的头。”老师接着说，这样的话语不太恰当，希望他能耐心帮助同学改正错误，说话时多考虑一下影响……。黄帅的班主任看了这篇日记后认为提意见是为了诋毁老师，削弱老师的权威。因此，在接下来的两个多月里，老师号召同学们批判黄帅的错误行为，不要跟她学习，要与她保持距离。

黄帅感觉心里不平，于是给《北京晚报》写了一封信，希望报社能帮忙解决她与老师之间的分歧。

她说：……我是个热爱党与毛主席的小学生，只是在日记里记录了心里的想法，但最近两个月老师一直揪着这点不放。这些天，我吃不下饭，晚上做梦也会哭醒，但我没有屈服，多次表达我的观点。我到底哪里严重错了？难道我们这个时代的孩子还要像过去受旧教育制度束缚一样，成为老师的奴隶吗？黄帅写这封信，只是想解决和老师之间的矛盾，好让自己能安心学习。后来黄帅说，信寄出去后，她有些后悔，觉得自己确实有些不对，而且那位语文老师平时对我们挺好。

这个时候，江青集团正需要在教育界树立一个清除资产阶级复辟势力、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的典型。黄帅写的这封六百字左右的信成了他们突破的关键。

在短短几天内，黄帅就成为了全国人民熟知的勇敢挑战传统的小英雄。中央文革小组安排他在各地演讲，推动教育领域的改革。不久之后，全国各地的中小学开始了一系列活动，比如挑战传统的师生关系，反对资产阶级思想的复辟，以及批判教育制度中的保守倾向。

不少地方出现了挑战传统的人物。学校对学生管得太严被批评为恢复旧时代的权威，导致很多学校陷入官员管不住、老师教不了、学生学不会的混乱状态。

从1979年9月到1984年9月，黄帅在北京工业大学上学。1984年9月，他去了北京计算机技术研究所上班。1986年，他去了日本留学。1993年3月，他在东京大学拿到了学术硕士学位，并在日本的三和综合研究所工作。1998年12月，他回到了中国，在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工作。2017年12月10日，他在北京朝阳医院因癌症去世。

吕玉兰，1940年出生，1993年去世。

吕玉兰，河北省邢台市临西县下堡寺镇东留善固村人。1955年，她从高小毕业回到家乡务农。当年，她担任本村铁球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社长，是新中国最年轻的合作社社长。

吕玉兰在1958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60年成为本村的党支部书记。1966年，她撰写了一篇备受国内外关注的人生感悟文章，提出了十个“为什么”。1969年，她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1970年，她担任临西县委书记，并提出了“农业要上去，干部要下去”的口号。1971年，她升任中共河北省委副书记。1974年，她兼任河北省农委副主任。1977年，她担任中共河北省委书记，同时担任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

1981年，吕玉兰担任中共正定县委副书记。1985年，她被任命为河北省农业厅副厅长和农业厅党组成员。吕玉兰是中国共产党第九、第十、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同时也是中央委员。她还是第四、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和常务委员会的委员。

吕玉兰一直在农村参与生产劳动，积极带领乡亲们一起努力，改变了家乡一穷二白的局面。她从一个普通的农村姑娘，一步步成长为全国闻名的劳动模范和女省委书记。

1993年因病离世。

毛远新（1941年2月14日生）

1941年2月14日，毛远新出生在新疆的迪化，也就是现在的乌鲁木齐。他的爸爸是毛泽民，妈妈是朱旦华。那时，他的爸爸在新疆负责管理财政工作。1942年9月，新疆的省长盛世才下令把包括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在内的许多共产党员关了起来，起初是分开关押，后来又把他们送进了监狱。最终，陈潭秋和毛泽民被盛世才处决了。那时，毛远新才两岁。他和妈妈朱旦华也被关在监狱里，直到1946年才被放出来。

1946年，毛远新和那些未被杀害的共产党成员被成功营救出来，并被护送到延安。7月中旬，毛远新第一次见到了他的母亲朱旦华和毛泽东。

1949年夏天，蔡畅为媒人，介绍朱旦华和方志纯结婚。两人之前都曾在新疆坐牢。同年7月，毛远新跟着母亲朱旦华和继父方志纯从北京去了南昌的八一保育院，他在附近的小学上学，但常常吵着要回北京。1951年9月，朱旦华带着毛远新到北京参加国妇联的会议，她向毛泽东提出希望毛远新能在北京读书，毛泽东了解情况后，答应了她的请求。

毛远新和毛泽东在一起待了九年，毛泽东给他起了个外号“小豆豆”。1968年5月14日，辽宁省革命委员会宣布成立，江青帮助他担任了辽宁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沈阳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和辽宁省区政委。

1976年，由于在文革期间与江青等人关系密切而遭到逮捕。

1986年，他被解放军军事法庭判处17年有期徒刑，从1976年开始计算。1989年3月，他因病获准保外就医。1993年10月，毛远新刑满释放后，在上海汽车工业质量检测研究所工作，化名为“李实”，并担任总工程师办公室主任。

1996年，上海市人民政府为毛远新一家分配了新居，让他们搬了进去。毛远新的工资也从1993年的600元慢慢涨到了2001年的1600元。

2001年2月，毛远新退休，按照《高级技术职称标准》每月领取1080元养老金。由于父亲为革命牺牲，他还享受烈属待遇。他的女儿李莉于1977年1月出生，当时毛远新刚被关押3个月，妻子全秀凤也正在接受隔离审查。女儿10个月大的时候，高烧持续不退，因为长时间大量使用青链霉素，导致双耳失聪。

林立衡（生于1944年）

林立衡，也被称为林豆豆，1944年出生在延安。她是林彪和叶群夫妇的独生女。六岁时，她曾跟随父亲林彪到莫斯科治病。由于家庭原因，她尊重父亲，却厌恶母亲。文革期间，她担任《空军报》副总编。

1962年，林立衡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65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71年9月13日凌晨，林彪一行人在温都尔汗坠落，飞机和人员全部遇难。林立衡被审查。

1974年3月，随着批林批孔运动的展开，林立衡被四人帮视为林彪的遗留问题。面对四人帮的恶意攻击，她不堪重压，曾过量服用安眠药试图结束生命，幸好被及时发现并送往空军医院救治。之后，她鼓起勇气给毛主席写信求助。同年7月31日，毛主席批示，解除对林立衡的监视，并允许她与张清霖接触。按照毛主席的指示，空军政治部领导找她和张清霖谈话，同意两人结婚，并安排他们在河南开封的一个农场工作。

1974年8月2日，空军部门派人陪同林立衡夫妇前往河南开封。在那里，他们过着早出晚归的生活，养鸡养猪，还耕种了大约15亩地。到了1975年10月，邓小平重新主持中央工作后，决定让林立衡夫妇转业。同年11月，他们被分配到河南郑州的一个汽车制造厂工作，张清霖在厂里的职工医院担任外科医生，而林立衡则在齿轮分厂担任革委会副主任。

后来，林立衡把丈夫的两个侄女从湖南老家调到了厂里，一个在车间当工人，一个复习功课报考大学。两个侄女一来，小家庭立刻充满了生机。工厂对林立衡一家还是挺照顾的，看她家人丁兴旺了，便让他们搬进了单门独居的平房去住，一共盖了5间，还专门盖了一间厕所。盛夏时节，每天还可淋浴。

1976年5月，针对所谓的右倾翻案风开始采取措施，林立衡因此被视作这一风潮在郑州的代表，失去了革委会副主任的职务，转而到车间做了一名普通工人。

1979年1月1日，河南省的段君毅和胡立教领导曾请林立衡夫妇吃了一顿饭，并转告他们，邓大姐和胡耀邦都很关心他们，如果有事情可以写信。

1985年，一位很受大家尊敬的老同志向中组部提出了一个建议：林立衡身体不太好，她的家人都在北京，应该让她回到家里和亲人团聚。1987年，林立衡被调到北京，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直到2002年退休。

王海容（1938—2017）

王海容是湖南省长沙市的一位女士，她的父亲叫王德恒，爷爷叫王季范，而王德恒是一位烈士。王海容的姑妈文六妹是毛泽东的母亲文七妹的亲姐姐，因此，王季范的母亲就是毛泽东的二姨妈。这样一来，王季范和毛泽东实际上就是姨表兄弟。毛泽东一直称呼王季范为“九哥”。毛泽东自两岁起就被寄养在外祖父家，他在唐家坨度过了大部分童年时光。可以说，王季范在某种程度上是毛泽东的启蒙老师。

1960年的秋天，王海容进入了北京师范学院学习俄语，后来又去了北京外语学院进修英文。到了1965年11月，她加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根据周总理的安排，王海容被分配到了外交部办公厅工作。

1970年夏天，周恩来亲自提名，任命王海容为外交部礼宾司的领导。

1971年7月至1972年5月，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礼宾司副司长，参与了基辛格秘密访华和尼克松访华的接待工作。

从1972年5月到1974年7月，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的部长助理，主要负责礼仪接待方面的工作。

1974年到1979年，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副部长。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主席离世。这天，王海容和毛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一起，在毛主席遗体前悲痛不已。一个时代的帷幕落下，王海容的光辉岁月也随之结束。

1976年10月，"四人帮"垮台后，中央和国家机关里与"四人帮"有关的人都被隔离审查。因为王海容的特殊情况，她也被要求暂停工作。经过多次的审查和交代，她终于说清了自己的情况。

1984年，王海容再次被任命为国务院参事室副主任。虽然这个职位不如之前的外交部副部长高，但她依然享受副部长级别的待遇。从此，围绕她的神秘色彩逐渐消散，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更加真实、生动的女性形象。

2017年，王海容在北京去世，享年79岁，一生没有结婚。

聂元梓（出生于1921年4月5日）

聂元梓，出生于1921年的河南省滑县，是一位女性。1937年7月，她在太原市的国民师范学校参加了由牺盟会组织的军事训练，从此投身到抗日救国的革命事业中。

1938年，聂元梓来到了山西省晋城，进入了一所华北军政干校学习。同年1月，年仅17岁的聂元梓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9年，她被送到革命圣地延安，学习和工作。1946年2月，她被调到哈尔滨市，先后担任区委宣传部长和市委理论部长。1953年，她被定为行政12级，进入了中共高级干部的行列。

1963年，聂元梓进入北京大学工作，担任经济系的副主任。到了1964年，他又被调去担任哲学系的党总支书记。

1971年初，聂元梓被隔离审查，行动受到限制。1973年，她被安排到北京新华印刷厂参加劳动，住在厂里。

1975年，他被调到北大仪器厂工作。1978年4月19日，聂元梓被逮捕并关押。到了1983年3月，已经57岁的聂元梓被指控犯有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和诬告陷害罪，最终被判17年有期徒刑，并剥夺政治权利4年。

1984年6月，她被准予保外就医，1986年获得了假释。但她面临三个大问题：没有生活费，没有医疗费，也没有住处。在北京海淀区亲戚家的一间老旧二居室里，她独自生活。

从1999年开始，聂元梓每个月都会从街道办事处拿到600元的生活费。她的晚年生活十分简单，虽然患有心脏病和严重的腰椎问题，但她仍然坚持通过锻炼来改善健康状况。现在，她独自居住在北京海淀区亲戚家的一栋楼房里，因为孩子们都不在身边，日常生活和饮食都是她自己打理。

1959年的冬天，聂元梓和她的第一任丈夫吴宏毅结束了婚姻关系。这段婚姻持续了15年，期间他们共同养育了3个孩子。

1965年夏天，聂元梓回到北京后，在一位老战友家中遇到了离过婚的老红军吴溉之，他当时是一位副部级的干部。同年冬天，两人结为夫妻。不久，文化大革命爆发，吴溉之因为一起政治事件而受到牵连。这时，康生告诉聂元梓，她必须与吴溉之离婚。聂元梓经过一番痛苦的思考，最终与吴溉之解除了婚姻关系。

蒯大富（生于1945年）

1945年9月13日，大富出生在江苏省滨海县。他的祖父是新四军的战士，父母都是1940年代的党员。1963年，他考入了清华大学。

文革期间，蒯大富参与组建了清华井冈山兵团，并成为该兵团的领导人（人们称呼他为“蒯司令”）。后来，他担任了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又称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简称三司）的副司令。

1967年4月20日，北京市成立了革命委员会，蒯大富成为了该委员会的常委，并且担任了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核心组的副组长。

1968年5月，蒯大富组织了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文攻武卫总指挥部，指挥清华大学两派武斗，导致18人死亡，1100多人受伤，30多人终身残疾。

1968年12月，蒯大富被分配到宁夏青铜峡铝厂（冶金部三〇四厂）担任技术员。1970年11月，他被以清查“五一六”名义送到清华大学接受审查。1983年3月10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杀人罪和诬告罪，判处他有期徒刑17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1987年10月31日，蒯大富被释放，回到青铜峡铝厂工作。

1988年8月，蒯大富和北京大学78级学生罗晓波在南京登记结婚，之后生下了一个女儿。

1992年，蒯大富和他的妻子前往山东省莱州市登州镇的司家庄振兴实业总公司工作，担任总工程师一职。现在他们居住在深圳。

1994年，蒯大富和他的清华校友在深圳共同创办了一家音响设备公司。经过15年的商业拼搏，他已经成为了拥有丰厚财富的成功商人。

2005年，蒯大富迎来了60岁生日，在深圳，他大张旗鼓地请客，隆重地庆祝生日。

2011年4月24日，蒯大富回到了他的母校清华大学，参加学校的百年校庆活动。

18、谭厚兰（1937-1982）

谭厚兰，1937年到1982年生活，是位女同志。她出生在湖南省望城县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

1958年，她从湘潭一中高中毕业，然后留在学校工作，并且同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61年，他通过特别推荐进入北京大学的政治教育系学习。

1966年，谭厚兰响应了聂元梓的号召，8月底她组织了北京师范大学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井冈山战斗团，并担任总负责人。

1970年6月，谭厚兰被调回北师大接受隔离审查，从此失去了人身自由，受到了来自各个方面的清算。

1975年8月，审查结束后，她被送往北京维尼纶厂进行监督劳动。

1982年6月，北京市人民检察分院决定对谭厚兰免于起诉。1981年，谭厚兰被查出患有宫颈癌，被允许保外就医。9月，她又被允许回老家湘潭治病。1982年11月，谭厚兰在痛苦中结束了生命。她今年45岁，一生未婚。

韩爱晶（生于1945年）

韩爱晶是江苏涟水县人，曾经是北京航空学院（现在的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学生。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她成为了北京航空学院革命委员会的主任，同时也是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核心小组的副组长和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常委。

1979年，因为反革命等罪行，他被公安机关逮捕。1983年6月，法院依法判处他15年的有期徒刑，并剥夺了3年的政治权利。他先后在北京和外地的监狱中服刑，后来被送往唐格木农场进行监管劳动。

在唐格木农场工作期间，我遇到了一位来自四川的姑娘，并与她相爱了。这位四川姑娘来自一个贫困的农村，后来来到农场帮忙。我和她相恋不久便结了婚。一年后，她为我生下了一个儿子。

韩爱晶从监狱出来后，在湖南省株洲市的一个兵工厂的技术情报部门工作，后来被调到了厂里在深圳的办事处。不久，深圳几家大公司向他伸出了橄榄枝，邀请他担任领导职务。韩爱晶向厂里请示后，选择了一家负债累累的国企参股公司担任总经理。在他的努力下，几年时间，公司债务基本还清。到了2003年，韩爱晶办理了内部退休。退休后，他又被一家公司请去做顾问。

王大宾（1941年至2019年）

1966年，王大宾即将从北京地质学院毕业时，全身心地投入了一场席卷全国的“造反运动”，并组建了一支庞大的队伍。由于他经常在全国各地特别是首都高校频繁亮相，很快引起了中央文革小组的注意，成为当时被称为“五大学生领袖”之一的“地派头目”。

1971那年，因为所谓的“5·16”事件，王大宾被带回到北京的地质学院接受审查，并且被剥夺了党员身份。

1978年，他又因为反革命罪被捕，一直被关押在武汉第一看守所。

1983年，王大宾从监狱出来，回到了成都。

1985年秋天，王大宾在相关单位的帮助下，重新回到了成都探矿机械厂，继续做他的钎具工作。他对能够继续从事自己热爱的专业工作感到非常感激，并且在工作中加倍努力，希望能有所回报。

王大宾结过两次婚。1973年，王大宾因为受审查而得了严重的胃病。当时他的女朋友从成都赶到武汉，为他熬药送饭。他们同年结婚。第二年，他们添了个女儿。

1983年，王大宾的前妻回到了深圳，而王大宾因为一些原因无法调动过去，两人最终协议离婚。

王大宾与前妻分手后，1987年夏天，他经人介绍认识了都江堰市妇幼保健站的医生刘素芬。初次见面时，王大宾送给刘素芬一份特别的“礼物”——他关押受审期间的材料。刘素芬比王大宾小8岁，是一名共产党员。

刘素芬仔细看了王大宾给的见面礼，决定继续和他交往。她说：“历史已经过去，关键看现在的表现。”一年后，他们在刘素芬的单位宿舍举行了婚礼。王大宾只带来了三个饭碗和两床旧被褥。

1989年10月，由于中国地质大学教授张国榉的大力推荐，都江堰市的一群有志于经济发展的领导，决定借调王大宾来帮忙筹建一个钎具厂。

王大宾现在是都江堰市都信凿岩钎具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同时他还是中国钢协钎具协会和中国岩石破碎学会的常务理事。他的公司生产的主打产品已经销往香港、东南亚和澳大利亚等地。

2019年6月26日凌晨3点30分，一位病人在成都华西医院上锦分院离世。

宋彬彬，生于1947年，是一位值得关注的人物。他的名字常常出现在各类介绍中，他的生平事迹也逐渐被更多人了解。

宋彬彬是宋任穷的女儿。她曾因为一张给毛泽东带红袖章的照片而闻名全国。

1960年到1968年，她在北京市的一所女子中学读书。

1966年4月，他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预备党员。

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团中央派工作组来到学校，成立了“革命师生代表会”，这个组织由七个人组成，宋彬彬是其中的副主席之一。

1966年8月18日，毛主席第一次在天安门见到了红卫兵。宋彬彬给毛主席戴上了红卫兵的袖章。毛主席问她名字，她说叫宋彬彬。毛主席接着问：“是那个文质彬彬的彬吗？”宋彬彬回答说是。毛主席说：“要勇敢些。”当天下午，《光明日报》的记者来学校采访了她。

1966年8月20日，《光明日报》刊登了一篇署名宋要武（宋彬彬）的文章，题目是《我给毛主席戴上了红袖章》。第二天，《人民日报》就转载了这篇文章。

1969年，他前往内蒙古锡林郭勒盟阿巴嘎旗下乡插队。

1972年到1975年，我在长春地质学院读书，毕业后去了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矿产研究所，做了研究助理。

1978年至1980年，我进入了中国科学院的研究生院学习。

1980年去美国留学。1983年从波士顿大学获得了地球化学硕士学位。1989年又从麻省理工学院获得了地球化学博士学位。

1989年至2003年，他在美国麻萨诸塞州环保局担任环境分析员的工作。之后，他加入了美国国籍。

后来决定回国创业，现在担任英资北京科比亚系统工程有限公司和北京科比亚创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董事长。

2007年9月，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以前叫师大女附中）90周年校庆上，宋彬彬被选为90位杰出校友之一。

2014年1月12日，宋彬彬在北京师范大学附中公开表示，对在文化大革命中受伤害的老师和同学表示歉意。

22. 唐闻生（1943年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