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柳守忠

1969年春寒。

坐落于北京西郊的一处俄式别墅小院，虽显得平凡无奇，但其周围却环绕着三米多高的砖制围墙，围墙之上更设有超过一米高的电网。

院墙之内，树木已然茂盛至十余米之高，将占地约7000平方米的三层楼舍及后院的小平房彻底笼罩，遮蔽得密不透风。

这座被高墙所环绕的仿古庭院，无论是昼伏夜出，都紧闭着其大门。那扇漆黑如墨的大门中央，镶嵌着一个碗口大小的方形孔洞，洞口被一块小木板严密封堵。欲入其中，须先告知来由，方可得以下达。

小院中驻有整整一个排以及一个炊事班。前院别墅中是部队的驻所，而后院则容纳了11位处于监护下的“黑帮”成员。

初踏京城土地，从江苏参军入伍、肩负警卫任务的新兵茅飞，与他的监护对象初次相见——对方身材不高，却挺拔如松，一眼便能看出是一位历经战火磨砺、训练有素的军人。

1969年春，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隆重召开。同年4月28日，茅飞值完岗哨归来，耳畔忽然传来自一号监室深处传来的低沉声响，其中夹杂着询问之音。

“九大结束了吗？”

“结束了。”茅飞说。

“报告公布了吗？”

“广播在播。”

“开窗听广播？”

茅飞轻轻推开房门上的小窗洞，此时，播音员正播送着林彪的政治报告。

“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无产阶级司令部率领广大人民群众，坚定不移地沿着毛主席所指引的方向，持续展开着这场伟大的斗争。”

自1957年对资产阶级右派的抵制运动，直至1959年庐山会议中揭露彭德怀反党集团事件的斗争……

“林副主席又批评我了！”

机灵战士猛然想起：

他是彭德怀！

青年彭德怀

自庐山会议之后，彭德怀先生先是被软禁于北京挂甲屯的吴家花园，长达六年之久。

直至1965年秋季，得益于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正式批准任命他担任大三线建设的副总指挥一职，随后他便搬迁至四川成都市的永兴巷7号宅院居住。

一年有余，北京数十名红卫兵遵照中央文革小组戚本禹的指示，将彭德怀同志押送至京城，展开了一场无休止的批判斗争。

随后，在周恩来总理的关注与干预下，彭德怀同志以及罗瑞卿、黄克诚、万里等十位资深革命先辈，一同被安置至此地接受监护。

“你是哪里人？”彭德怀问道。

“大丰县，江苏。”茅飞答。

彭德怀微眯双眼，仔细审视一番，随之缓缓地点头，应道：

“江苏，真是个好地方啊。你们这些年轻人，现在投身军旅，真是福气不浅，想当年我参军的时候……”他话锋一转，并未继续说下去。

在百团大战的激战中，彭德怀身临关家垴前线的炮团哨所，密切监视着敌情，精准地指挥着战斗。该哨所与敌军阵地相距仅有500米之遥。

茅飞见彭总监的办公室很简陋。

狭窄至不足一米的床铺，其上铺陈的，是被褥之破旧远甚于战士们所用。

在这间办公室内，除了摆放着一张办公桌与一张木质座椅，还静静地搁置着一只彭总专用的精致小皮箱。

桌上摆放着三只餐碗、一双筷子、一个热水瓶，以及洗漱所需的各类用品，一切井然有序，为用餐和日常清洁提供了便利。

彭总的饮食开销与战士们持平，每日仅0.45元，每月累计不过13.50元。

他的日常生活作息井然有序，每日三餐均是一菜一饭一汤。餐桌上常见的是窝窝头搭配炒肉丝、炒白菜，或是小米稀粥与玉米糊糊。

在发薪之际，监护连的司务长携带着工资明细表来到彭总的监室，召唤他签署相关文件。茅飞目光锐利，分明看到彭总的月薪总额为530元。

“需买日用品吗？”司务长问。

“不行！”彭总头也不抬。

“生活的营养品呢？”

“也不需要。”

“剩下的钱……”

“依旧遵循旧例，除却我每月的生活津贴及医药开销，其余款项悉数上缴为党费。”

茅草纷飞，瞬间令鼻尖泛起酸楚之感，泪水几乎要夺门而出。

他深知彭总每月缴纳的党费，数额常常超过三四百元。然而，彭总在洗脸、擦身、洗脚时，始终只使用一条毛巾和同一个脸盆。那件已经多次修补的衣裤，彭总始终珍视不舍得更换，一有空闲便取出针线进行缝补。

彭德怀在洗脸时总是一并洗头，他所使用的洗脸水与家中其他用水一样，无论春夏秋冬，都是冰冷的。在他的居室内，始终备有一盆清水，不论何时取用，都是倾倒旧水，换上新的。

彭德怀在朝鲜前线

彭总整理床铺的方式与战士们无异，被子被他叠得整整齐齐、一尘不染。

洗漱、叠被后，彭总如常汇报。

“我要解个大便。”

“等一等。”哨兵回答。

彭总竟不知晓，这座关押他们的简易院落后庭，仅设有一座坐式抽水马桶，使用时间受限，仅在众人起床之后方可解手，因此众人只得轮班前往。

早餐过后，彭总重返办公桌，手持放大镜，开始仔细阅读报章。

每日发放《人民日报》。

每日，他都会严谨地审阅完报纸，随后便投入到《毛泽东选集》的反复研读之中。书页上，红蓝铅笔、钢笔与圆珠笔的痕迹交织，留下了密密麻麻的笔记。

闲暇之余，他偏好于室内的轻松活动，以缓解阅读带来的疲惫。在这十余平方米的空间里，他时而悠闲地漫步，时而迈开大步，活动筋骨。

依照相关规定，彭总与其他监护对象每日早晚各有一次短暂的通风时间，每次持续时间大致为十五分钟。

在放风之际，彭总常由值班人员或哨兵引领至屋后的一片开阔地，随后，他们会在地面上勾勒出一个大致相当于一间屋子的圈形区域。

彭总的活动范围仅限于圈内，绝不敢越雷池半步。

1954年，彭德怀与毛泽东于中南海怀仁堂之畔的绿意盎然草坪上相会。

中央专案组定期对彭总进行提审，并将彭总及其负责监护的哨兵一同带离。

此次，恰逢茅飞在岗。车辆抵达五棵松后，径直向北行驶，直至抵达四季青公社一处位于乡间的庭院。

茅飞意欲随彭总一同步入审讯室，却遭一名皮肤白皙、相貌清秀的专案人员拦住去路。

彭总被带入大屋。

专案组成员们安坐于椅上，面前是一张铺着咖啡色油漆的办公桌。

彭总端坐于特制、长约半米的木凳之上，此凳以黑漆涂饰，光可鉴人，且凳身略高。彭总于其上，姿态似坐似立。

每逢审讯，彭总总不免与专案组成员争执不休，时常激动得面颊泛红，气息急促。

茅飞小声对彭总说：

“别争吵，有话好好说。”

彭总叹了口气。

“他们无理取闹。

昔日，他们在我麾下任职时，温顺得犹如绵羊，毫无二心。然而，今时今日，我身陷无职无权的困境，他们却纷纷落井下石，恰似墙倒众人推的景象。

即便我的态度再如何和善，他们依旧不会为我挺身而出，说上一句公道之言。”

1954年10月1日，国防部长彭德怀于建国五周年庆典上，郑重宣读了国防部的正式命令。

盛夏时节，炎阳似焚。彭总的监护室内仿佛一片蒸笼。

他身患皮肤病之苦，每次沐浴过后，他都得全身涂抹药膏以缓解症状。由于背部难以触及，茅飞便热心地走进来为他涂抹，并且时常劝说他向中央提交一份报告，恳请获得住院治疗的机会。

彭总总是这样说：

“不必劳烦组织了，我尚能勉力支撑，待实在难以坚持之时，再做考虑。与那些为国捐躯的烈士相比，我实在是幸运之人啊！”

夏日炎炎，衣衫难尽其用，他只得将那件破旧的圆领汗衫反复修补，以解燃眉之急。

坦白而言，那些肩负着他监护职责的哨兵们，最不愿意看到他进行衣物缝补。每当进行缝补时，依照规定，哨兵们必须紧紧守在他身边，以防他做出自杀的举动。

某日，彭总体温攀升至40度，唇角生泡，身体如火炭般炙热，哨兵迅速向连长汇报了情况。连长即刻向中央专案组进行了请示。

经周恩来总理最终审批，茅飞及两名战士一同将彭总送往301医院接受治疗，并安置于西楼将军楼204号病房。

彭总经三天抢救后苏醒。

“我在何处？”彭总问茅飞。

“你正在全军总医院接受治疗。”茅飞低身对他说道。

彭总微微笑了。

“谢谢你们！”

“周总理准你来的。”

彭总点点头：

“周总理是好人。”

1955年10月15日，彭德怀将军与周恩来总理、朱德元帅等领导同志共同莅临北京先农坛体育场，出席了全军射击与体育检阅大会的隆重开幕仪式。

彭总询问茅飞。

“今天几号了？”

茅飞看了看日历回应：

“1969年8月11日。”

茅飞与彭总正交谈之际，专案组的成员忽然步入病房。他们审视了彭总的气色及病历资料，随即下令哨兵协助，安排彭总即刻出院。

高个子之一说：

“放心吧，他死不了！”

彭总怒吼道：

“没错！我绝不会有事！我曾多次向马克思报到，但马克思却屡次拒收，只得让我返回！”

“我绝不能戴着这“右倾机会主义”的枷锁离世！唯有摘去这顶帽子，我方能安心闭眼。”

1958年，彭德怀赴湖南湘潭调研。

这天，暑气逼人，彭总在哨兵的搀扶下，登上了那辆红旗轿车，再次返回了监护的小院。

司务长呈上工资表请彭总签字。

“您最近身体不适，这月不妨购置一些西瓜和新鲜水果，好好调养一番吧。”

彭总摇摇头：

“无需改变，仍旧依照旧例行事。除却伙食与医疗费用，其余一切悉数上缴党费。我始终铭记，我乃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

“你难道不考虑一下自己的身体状况吗？”茅飞忍不住插言道。

彭总微笑着望向他们。

“我深知你们的善意，然而，这些年来，尽管我无法为党和人民贡献，但人民却对我给予了无数帮助。我不能再让人民承担更多的压力。

如此行事，我的内心方能得到些许慰藉。请遵照我的指示执行。”

彭总对茅飞说：

“谢谢关心。”

我建议您还是与我保持距离，否则您可能会遭受不必要的牵连。

我的侄女时常表达出想前来探望我的愿望，然而，我并未应允。

我怎能拖累你们？我对于生死早已视若无睹，死亡对我而言已是家常之事。

当前，诸多事宜尚不明朗，然而，我仍需努力求生，渴望得以亲见毛主席！”

“他们不让见！”茅飞怒道。

彭总的脸上泛起了一抹阴郁。他轻叹一声，轻轻摇了摇头，语气中透露出一丝无奈。

“机会流失太多。

我深知，我的性格直率，喜好直言不讳，却因此遭受小人算计，致使我与毛主席的关系蒙上了猜疑的阴影。

我亦深知，遇见毛主席的机会渺茫，他公务繁忙，恐怕难以将我的恳请牢记于心。

尽管如此，我依然将我的希望寄托在他身上，他毕竟是我们的伟大领袖。

历史往往冷酷无情，我坚信，历史终将对我给出公正的评判。

若我有幸得见毛主席，亦将向他阐明此意。”

彭德怀致彭启超信

自此而后，彭总在每次接受审讯之际，屡次向中央专案小组成员恳请恢复工作之机，并迫切希望得以觐见毛主席与周总理。

他有时激动地喊：

“我的身体状况仍支持我继续工作数年，为何不让我在岗位上贡献余热？我愿继续为党组织效力，多贡献几年力量！”

在黄永胜的指使下，“彭德怀专案组”写了一份《关于反党头目，里通外国分子彭德怀罪行的审查综合报告》，说：

“彭德怀一贯反党反毛主席，里通外国，罪行累累，证据确凿。在被审查期间，态度不老实，时常出尔反尔。

我们建议：

撤销彭德怀同志在党内外所担任的一切职务，并对其作出开除党籍的永久性处分，同时判处无期徒刑，并终身剥夺其公民权利。

1974年11月29日，正午时分15点35分，彭德怀将军与世长辞，结束了其76载坚韧不拔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