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德生的革命道路始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彼时，中国正处于风雨飘摇的历史节点，各地风起云涌，充满了变革的可能。李德生先后在鄂豫皖和川陕革命根据地服役，历经岗位的转变，从普通士兵成长为通信员、传令兵，随后又晋升为班长和连政治指导员。一路走来，他不断接受现实的洗礼，身心俱历艰辛。

在黄安、商潢、苏家埠以及潢光等多次战役里，李德生总是冲在最前面。他与同志们一同迎着枪声与硝烟，逆风前进，无论是白昼的突击还是夜晚的潜行。对于危险，他始终不曾退缩。每一场战斗，他都保持高度警觉，坚守岗位，将自己的青春和热血无声地献给了理想。

嘉陵江战役和红四方面军西征，是他革命生涯中另一段艰难历练。遭遇敌军包围、强大火力压制时，李德生保持镇定，奋勇执行任务。西征途中，地形复杂、敌情异常严峻，而他凭借坚强意志与使命感，一次次引领部队走出生路。无场胜利不是靠无畏与耐心换来的。

尤为难忘的是八庙垭之战。那一役，为防止敌军突破防线，李德生亲率部队应战。就在最紧要的当口，他左胸中弹，伤势严重。但他没有因此放下指挥责任，仍坚持到伤口感染加剧才不得不离开前线。神经受损导致左手几乎失去功能，这一困境让他饱尝病痛和生活的不便。面对挫折，李德生没有消沉，相反地，他以积极姿态寻找新的成长方式。

养伤期间，他抓紧一切能够学习的空隙，翻阅大量革命理论资料。如《红色战士必读》、《列宁学校读本》、《干部必读》等，这些书让他进一步理解革命军事和组织工作的要义。他逐渐体会到，只有不断提升个人理论和文化素养，才能在复杂环境中处理问题，承担更重的责任。李德生坚信，自身修养的提高是为革命再添助力的根本方法。

1954年春，李德生迎来重要转折，被任命为陆军第12军军长。接过重任后，他迅速着手部署工作，把提升整体战斗力视为核心目标。李德生一面认真研究部队建设规律，一面结合新的军事实际，调整相关策略。他在训练方式上优先提出“以我为主”，意在锻炼部队自主分析和处置局势的能力。战士们能在没有外部指令支持时，独立作出反应。

李德生对人才的发现和培养有着独到见解。他常通过表彰竞赛、组织活动的方式，激励士兵和干部求进。那些品学兼优、有潜质的战士常被委以重任，从而构建起坚实的领导核心。第12军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在他推动下快速提升。

李德生倡导军事训练与文化教育并行。他认为，只有知识与理论并重，才能造就既懂打仗又明事理的人才。第12军因此广泛普及政治、军事理论和通用知识，干部与士兵的思想水平明显提高。经过系统锤炼，部队屡次在演习和实战中取得亮眼成绩，战斗能力和团队精神日益彰显。

1966年，安徽省政局风云突变，李德生奉命赴当地主持工作。面对各派势力交错、社会秩序动荡的局面，他果断行动，强化党政军联合指挥，科学调整部门权责，一步步稳固指挥链条。在短时间内，他就明确了重点任务和执行标准，及时组织干部会议，把握工作节奏。很快，安徽的混乱局势被有效遏制，社会恢复了稳定，民心也逐步安定下来。

李德生的高效决策和组织力再次获得毛主席主席的高度肯定。毛主席评价他关键时刻勇敢担当，对党和国家稳定作出了重要贡献。至1969年4月，李德生正式成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和中央军委委员，开始逐步参与党和国家最核心的领导事务。随着职责扩展，他协助周恩来总理分管相关领域，同时负责总政治部的日常工作，肩负起管理全军思想政治建设及干部成长等方面重任，他的影响力随即扩大。

李德生的履新过程并不顺畅。尽管毛主席明令提拔，军委办事组却迟迟未予落实，有成员有意拖延，更显出高层政治的复杂与博弈。

当时军委办事组实际由林彪操控，权力几乎覆盖全军主枢纽。组内“金刚”四人分别掌握总参谋部和总后勤部，唯一空缺的是总政治部主任，林彪本想用心腹填补这一关键位置，以期完全把握“三总部”战略主动权。毛主席敏锐察觉到如果让林彪独揽“三总部”，必将扰乱党对军队的领导，甚至危及核心权威。因此，毛主席坚持让李德生固定负责总政治部，以防中央权力被架空。

毛主席虽态度坚决，但林彪集团仍多方阻挠，不愿让李德生进入这一要职。这种抵制手段虽未直接否决，但拖延任命进程，反映了高层之间的紧张分歧。毛主席对办事组的消极反应非常不满，多次施压，最终迫使林彪一方不得不让步。

历经四个月波折，李德生总算被正式任命为总政治部主任，顺利进入中央军委最高层，在党和军队内地位日益巩固。此后，他专注于强化军队思想政治工作，确保部队坚定拥护党的领导与革命信仰，为维护党在军队绝对指挥起到关键作用。李德生成为毛主席深信的重要助手，在中国军事与政治舞台留下浓重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