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他们（博古和李德）错误之所以发生，在于他们刚刚从白区迁至苏区，尚未充分了解红军在数年作战中所面临的实际环境，因而处理问题时过于主观。他们误判苏维埃政权与红军缺乏稳固的后方支持，缺乏充足的军事与技术人才，且未获得外界必要的物资与财政支援。

地方武装从国民党银行中夺取了大量中国钞票，但地方领导却不知如何处置。他们看到钞票上印有国民党党徽，便将其付之一炬，这实乃令人啼笑皆非之事。

在土地革命的风雨年代，工人们与农民们怀着满腔热忱，为争取自身的解放而英勇奋战。他们对资产阶级所追求的现代生活知之甚少，加之我们的朱德红军战士买来白菜，便请朱德同志一同烹饪，而朱德同志也乐与大家同餐。朱德同志不认同传统指挥员与部属间的那种旧有关系规范。

此外，朱德和毛泽东同志没有博古和李德同志们拥有深厚的政治素养，却未曾踏入过李德曾就读的那类军校，亦未研读博古与李德所熟读的德文与俄文版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朱德与毛泽东未曾亲身经历并指挥过像第一次帝国主义战争那样规模庞大、技术先进的现代战役。在很有学问的博古和李德同志的眼里，朱德和毛泽东好像是“农村傻瓜” 。

此外，朱德和毛泽东同志在极端艰苦的环境中奋斗。在大革命遭受挫折之后，他们凭借自身的力量和资金，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艰难地建立了苏区和红军。显而易见，红军相较于敌人实力悬殊，却仍需对抗来自稳固的大城市中的国民党军队。为了维系自身力量，红军不得不采取游击战和运动战。自1927年年底至1931年，国民党军队对苏区发起了三次“围剿”，然而，每一次均以失败告终。

上述种种，无论是主观还是客观，正面或是负面，李德与博古均未进行客观与主观的深入探讨，亦无意深入研究。与此同时，党正致力于与立三路线进行斗争，纠正左右倾的错误倾向，并教育干部，这一重要局面，李德与博古却并未给予应有的关注。

李德与博古对一切正面与负面的评价均予以否认，他们反复强调自己的观点：毛泽东以游击战术引领苏维埃运动，朱德与毛泽东被视为“游击主义”的代表人物。博古与李德对朱德及毛泽东提出了批评，指责他们推行“游击战术”。

这就是他们的错误根源所在。

二

因为博古和李德不想深入研究红军所处的环境，所以只看到了红军的某些缺点和错误，并在客观上否定红军在艰苦斗争中取得的所有成绩。尽管毛泽东同志本人反对“游击主义”，反对让自己的军队去冒险、不为自己建立后方的“李立三主义”，尽管那个时候游击战是同国民党军队作战的基本方式，尽管毛泽东同志确实是游击战的战略家，这一点甚至全世界都承认，但是博古和李德指责毛泽东同志搞“游击主义”，并撤销了他在红军中的领导工作，因为博古同志所率领的中央领导层认为，毛泽东同志已不宜继续领导红军。。

三

攻打抚州和赣州的战斗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自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召开之后，宁都驻军中的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爆发了著名的起义事件。赵博生和董振堂在党的领导下，部队发起反抗，整个队伍转投红军怀抱，红军人数因此意外激增，新增超过一万人。这支原本属于国民党的军队，随之改编为红五军团。

随着红军实力的稳步提升与影响力日益广泛，毛泽东同志向党内提议，应着手占领抚河流域，将闽浙赣地区的所有苏区串联起来，并在抚州设立苏区中心。然而，这一提议并未得到部分同志的支持，其中不乏持不同意见者。项英同志们，他们提议进军赣州与吉安，以期将江西苏区与湖南苏区串联起来。然而，毛泽东同志对此持有不同意见，他指出，赣州与吉安的地形条件不利于强化人数有限且装备简陋的红军力量。

尽管如此，党组织仍做出了进攻赣州的决策。然而，鉴于毛泽东同志正全力投身于新成立的苏维埃中央政府的各项事务，他未能亲自部署占领赣州的战役。赣州战役的结局令人遗憾，我方遭遇了沉重的挫败。此次失利加剧了红军的困境，反而对国民党军队的形势产生了有利影响。

鉴于赣州战役的挫败，粮食短缺的问题愈发严峻。为应对这一挑战，毛泽东同志提出，我党需努力夺回龙溪和漳州党正式批准了此次军事行动，然而，特准许毛泽东率领一军团参与。五军团即便如此，战事进展得颇为顺畅，漳州已然落入了我们的掌握。在短短一个月内，红军共缴获了价值105万（中国）元的战利品、大批军用物资，以及一架飞机。除此之外，战果中还包含了各式机器、藏书、精密仪器、印刷器械、纸张等。此乃红军所取得的一次重大胜利。

共产国际代表李德同志并未认可此为红军的胜利，反倒是将其视为毛泽东同志所采取的“冒险主义”策略，认为这是毛泽东试图攻占大城市的举动。李德同志持续对毛泽东同志持有异议。

在此次胜利之后，毛泽东同志提议派遣红军北上福建，与当地的苏区实现联接。他主张在抚河流域构建一个庞大的苏区，以此稳固中央苏区的根基。随后，一旦时机成熟，便夺取抚州（位于江西省，濒临抚河），对南昌构成威胁。此举旨在切断驻扎于吉安地区的蒋介石军队与南昌驻军的联系。然而，中央并未采纳毛泽东同志的这一战略构想。

在遭遇太守岭一役的败绩后，毛泽东同志失去了在红军中的军政职务，然而他依旧在苏维埃中央政府中继续履职。这标志着李德、博古等人对毛泽东在红军领导岗位上的反对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四

李德自称共产国际代表在中央总书记博古的领导下，中共中央撤销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中的领导职务后，便开始与那些曾与毛泽东同志共同创建红军、并历经考验的资深干部展开抗争。该中共中央推行了一种被称为“短促突击”的战略，以此替代了先前的运动战和游击战策略。

在实行“短促突击在战术层面，面对人数稀少、装备简陋，且因长期作战而身心疲惫的红军，不得不与装备精良、且拥有外籍顾问协助的国民党军队正面交锋。国民党军队在高虎脑和广昌在激战中，红军虽然赢得了所谓的胜利，却付出了惨痛的代价。这场战斗中，一些久经沙场、经验丰富的干部英勇牺牲。伤亡人数高达一万人，其中不乏众多杰出的军事人才，令人深感痛惜。尽管红军在三个月的时间里能够补充新生力量达6.2万人，然而高虎脑与广昌战役中的重大损失，对于我们来说，实难承受。这一事实再次昭示，“短促突击”战术的错误所在。此战术不仅给红军带来了巨大的损失，亦证明了其不可取之处。

五

李德至苏区后，假扮共产国际代表。。在党的每一位成员、每一位苏维埃工作人员、每一位红军战士和指挥员心中，李德同志都享有极高的敬意。这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是在共产国际的坚强领导下开展工作的。既然共产国际派遣代表来直接领导我党，我们便有责任对这位共产国际的使者给予格外尊敬。

但是，李德感到全党尊重后，他开始…博古在同志们的鼎力支持下，他全力以赴，将所有权力牢牢掌控于手中。对于党和红军的每一项重大决策，都必须在他的首肯之后方可实施。一旦有任何事务未获其赞同，或未遵从其意愿而行，他便会对人进行严厉的训斥，不论对象是谁。

譬如，在他担任红军学院院长期间，他不仅是革命军事委员会的主席，更是红军的总司令。朱德同志们均无权组织召开学院学员的会议，亦不得与该学院部分工作人员进行单独交谈。徐梦秋同志曾在一段时期内担任该学院的政治部主任。应全体学员的强烈要求，朱德同志——恰逢他从前线战场归来——亲自为学员们就战况作了详尽的报告。鉴于此次会议系由政治部主任徐梦秋同志主持召集，并未事先获得李德同志的同意，李德同志对此进行了严厉的斥责，并即刻下达命令，未经院长批准，任何人均不得召集学员会议，凡军事行政事宜，若无其亲自批准，均不得执行。

然而，李德同志的思路与规划亦随之而变。朝令夕改他的部下面对困境，深感为难。李德时常发布与现实相悖或与前令冲突的指令，而这些指令又缺乏任何解释，使得下属们茫然无措。无人敢冒昧前往李德同志处寻求口头说明。一旦有人求教，必遭严厉斥责。若你遵从了他自相矛盾的命令，一旦他发现错误，定会对你严惩不贷。

李德同志对无辜同志实施惩罚的案例屡见不鲜。曾担任学院政治部主任的徐梦秋同志，回忆起李德同志无端责难同袍的往事，不禁心生痛楚。李德同志的独断专行导致诸多有利的作战时机付诸东流，换言之，除非得到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明确批准——换言之，除非李德同志的同意，当地的指挥员在对抗敌军时，便无法展现主动出击的勇气。红军一支战斗力强劲的军团，依据李德同志制定的策略，整年驻守于同一地域，守卫着敌人构筑的碉堡防线。即便在形势有利且具备进攻条件的情况下，这支军团亦不得擅自发起攻击。

例如，红军一林彪和聂荣臻在同志的指挥下，我军团驻守于闽西水口。军团司令部曾向革命军事委员会申请，获准发起一场旨在歼灭敌方一个旅的战役，然而，这一请求未获批准。尽管如此，军团司令部毅然决然地自行发动了这场战役，成功消灭了敌军一个旅，并利用缴获的战利品充实了自身力量。战事告捷后，林彪与聂荣臻同志在向中央的电文中报告：“我军在西部艰苦环境下奋战一年，却未能缴获任何战利品以增强自身实力。随着困难愈发严峻，队伍中涌现了不满情绪。尽管此次与敌交战未获上级许可，但我们取得了胜利，击溃敌军一个旅，缴获了丰富战利品，有效增强了队伍实力。此举实属无奈，乃是基于严峻的客观形势所迫。”

显而易见，部分部队指挥官身处极端恶劣的环境之中，面临着极大的困难，难以对这些环境条件进行根本性的改变。

鉴于党的尊崇与顺从共产国际的领导，高级军事干部在面对李德等人独裁举措时，不得不抑制内心的不满情绪。正是这一因素，成为红军在敌军最后一次“围剿”中遭受挫败的重要原因之一。直至今日，我们方才明了，李德同志自称是共产国际的代表，然而他却给我国的革命事业带来了深重的损失。当然，这并非共产国际之过，而应归咎于当时我国领导层缺乏应有的警惕。

六

反击敌人第六次“围剿”（此处及以下段落所述，均为国民党军队对苏区进行的第五次“围剿”行动——编者注）的事情上，“福建事变这对我们而言无疑是优势所在。尽管表面上，我们推行的是与福建省政府携手合作的政策，实则不然，尤其是在军事层面，我们持有一套与福建省政府截然不同的立场。为了镇压福建省人民政府及其人民革命军，蒋介石从江西与福建调集了大批此前用于“围剿”红军的部队。然而，我们并未利用蒋军调动之机，将一军团与五军团调往闽北，意图通过运动战将其歼灭，以此支援福建人民政府。反倒是将三军团从福建延平调往江西，以占领赣州与吉安，进而威胁南昌。此举使得蒋军得以毫无阻碍地进入福建，迅速击败了福建人民革命军，从而为第六次对红军的“围剿”行动营造了有利的环境。

李德的这种反动军事策略，得到了博古同志等人的赞同。这种做法无疑助长了敌方的势力。若以今日之视角审视，这样的失误恐怕并非偶然。

七

博古与李德所推行的错误反动策略，导致红军未能充分利用“福建事变”的契机，以反击蒋介石发起的第六次“围剿”。反倒是，这种策略为蒋介石对中央苏区的包围提供了便利。为了保留下红军的战斗力量，红军不得不踏上一段漫长而艰苦的长征之路。

博古和李德的这种政策是反对所谓的“游击主义”（而实际上是反对游击战的战术和战略）的结果和贯彻执行“短促突击”战术的结果。这种政策致使红军未能反击敌人的第六次“围剿”和守住巩固的、在几年间建立起来的苏区。这种政策迫使红军离开两百万老百姓，其中包括忠于党和苏维埃政权的共产党员。这两百万老百姓在红军走后遭到了国民党的残酷镇压。苏区老百姓在苏维埃政权时期取得的所有优待和成果都被地主、绅士和反动派夺回。另外，红军本身也蒙受了前所未有的损失、消耗和人员减少。

再说，如此重大的事件，诸如红军长征，竟未曾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展开讨论，仅由博古、李德等少数人作出决策。借口军事秘密，军事行动的核心措施与策划并未在政治局进行讨论，而是由少数人擅自决定。甚至苏维埃中央政府的主席，亦未能参与其中。毛泽东同志，政治局委员洛甫（即张闻天）同志们对远征的计划一无所悉。至于红军的高级指挥人员和主要干部，他们对远征的情况同样茫然。直至远征前三天，才召开了一次中央委员和积极分子的会议，会上提及了中央转移的必要性。然而，会上仅强调需暂时中止工作，至于具体的行动方案，却并未详细说明。无人知晓转移去向。。

师长与师政委对远征的目的与任务一无所知，仅以军事机密为由，对他们讳莫如深。与此同时，一支所谓的后勤部队应运而生，规模约达两万人。该部队下辖十五个运输分队，人数约五六千。这些运输分队肩负着搬运重达千钧的物资，诸如机器、印刷设备等，这些物资的转移对红军的机动性构成了极大的掣肘，使得红军的行动受到严重制约。

一、三、五、八、九军团肩负着守护这些战略物资的重任，因此他们无法投身于运动战和常规作战。这些军团未能对沿途遭遇的敌军进行有效打击，反而遭到了敌军的猛烈进攻与袭击。尤其是在……湖南和贵州该地区具备歼灭敌军的绝佳条件，然而，李德与博古却以保卫物资为由，禁止红军与敌军发生接触。

因推行这一错误方针，从事物资运输与保卫运输的人员数量日渐缩减。二十二师的战士们专注于物资运输任务，最终该师遭到敌人全歼。简言之，便是自毁长城。红军在撤离中央苏区时拥有八万余战士，然而抵达遵义时，人数锐减至原先的五分之二。负责运输的部队在途中损失高达九成。原本计划支援运输的补充师亦被敌人彻底消灭。机器、印刷设备等关键物资在途中接连遗失，未能送达遵义。

这便是李德所采用的反革命战术所引发的后果。其带来的负面影响显而易见。红军的军政干部以及毛泽东、洛甫等同志，开始吧。博古和李德与领导层错误进行斗争，正是在紧张激烈的作战环境中，遵义会议应运而生，并在会上公开指出了博古与李德在红军领导工作中的关键失误。随后，李德和博古被剥夺了党内外领导职务，洛甫与毛泽东同志接替了他们的位置。遵义会议不仅挽救了红军，也拯救了党，有效避免了全党陷入毁灭性的危机。

得益于新确立的坚定领导，红军战胜了重重难关，党的路线也得到了纠正，成功摆脱了张国焘的干扰。在毅然与张国焘的错误路线决裂之后，红军主力着手肩负起抗日重任，历经艰辛的西征之旅后，转而北上。一、三军团以及中央干部队伍成功抵达陕北。自此，八路军便开始组建，这支部队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建立了赫赫战功。

八

党内声名狼藉的宗派主义风气，加剧了这一有害行为的蔓延。在此风气中，最具代表性的领导者莫过于那些热衷于宗派活动的人。罗迈（他是湖南人，即李维汉）。彼时，他担任党中央组织部部长，成为博古的得力助手。与此同时，罗迈亦是一位杰出的同僚。李立三路线他是最为忠诚且坚定的执行者。在大革命浪潮席卷湖南，农民运动蓬勃发展之际，他担纲湖南省委书记的重任。当时，他采纳了一种颇具机会主义与取消主义色彩的观点。对于湖南省委所犯下的种种错误，他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转至中央苏区后，罗迈逐渐成为宗派主义的代表人物，因其……他与博古、李德志趣相投。。秉持着动听的“反罗明路线”口号，那些奉行宗派主义的组织路线实则摒弃了党内的一切民主。在这种路线的指导下，党的基层工作人员被明令禁止对上级机关表达个人意见。

另一典型事例：于中央苏区，曾爆发对四位同志（即）的抵制行动。邓毛泽谢古当他们所在的县城遭受敌军大规模进攻时，红军主力距离他们甚远。在这样的逆境中，他们只能动员本地农民，依靠自身力量进行游击战，抵御敌人的侵袭。在实力对比悬殊的战斗中，这些同志所率领的游击队有时亦遭遇挫折。为了圆满完成中央赋予的任务，这些同志不时向中央提出建议，恳请中央调整部分计划和战略部署，以期更加高效地完成任务。但罗迈同志等宗派主义领导人忽视客观条件，他们执拗地固守己见，全面驳斥这些同志的每项提议。若这些同志无法遵从某些错误的指令，宗派主义的领导者便会指责他们犯有“机会主义”的过错，指责他们执行了“罗明路线”，或者更严重的是，指责他们不服从组织领导，从事派别活动等行为。

党的干部普遍担忧表达个人见解，毕竟这些同仁在以往勇于提出建言时，曾遭遇指责，被误解为从事派别活动。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同志们被剥夺了党内职务，其中部分人受到了常规处分，而另一些人则承受了严重警告的惩处。而古柏同志因所谓的“机会主义”罪名被剥夺了党籍。此刻，邓小平同志已担任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的职务，而毛泽覃与古柏同志则留在了中央苏区继续工作。

红军走后，毛泽覃在中央苏区领导游击战之际，1935年不幸被国民党军阀所俘。他是毛弟被枪杀。就这样，毛泽覃同志为党的事业英勇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古柏同志失踪，下落不明。谢唯俊同志自红军抵达陕北后荣任边区特委书记，却不幸惨遭土匪残忍杀害。由此可见，他同样在战斗的岗位上，为党的崇高事业献出了宝贵生命。

看，那些秉持宗派主义的人正在对谁进行抨击。罗迈所倡导的宗派主义更是将矛头指向了毛泽东同志，对他提出的游击战术提出了指责。

每一位干部与每一位普通战士，均深知李德所倡导的“短促突击”战术之误，而秉持正确战术的毛泽东同志却遭到了非议。全体战士与指挥员均渴望在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战术指导下并肩作战，他们深知，唯有在他的英明领导下，方能击退敌人的围困，扭转当时的危急局势。然而，宗派主义的阴影笼罩，正如前述，这种宗派主义不仅限制了基层干部发声，更禁止任何人对马列主义造诣深厚的博古同志或自诩为共产国际代表的李德同志提出异议。基层干部忧虑，若如此行事，恐招致政治上的错误，甚至可能将火力转向共产国际和党的领导。

博古、李德、罗迈有人滥用党员的觉悟，为之从事有害的勾当。他们阻挠了土地革命的发展，干扰了红军抵御敌人第六次“围剿”的斗争。正是这种宗派主义助长了李德的专断统治。这成为革命遭受损失的关键因素之一，也是罗迈宗派主义领导层犯下的重大错误所在。

一句话，李德、博古以及罗迈的疑问亟需得到认真、彻底的剖析与澄清。。

九

我之前所提及的资料，不过是一些零散的片段。这些资料仅能揭示他们罪行的一小部分。至于他们罪行的全貌，尚有许多关键性的材料，然而，我对此一无所知。

诸如遵义会议这类至关重要的决策，我竟因罗迈宗派主义的偏见而一无所知。正当遵义会议召开之际，罗迈竟将我免职，剥夺了我15队的政委一职，理由是当时他并未视我为积极的分子或合格的干部。正是基于这一原因，罗迈禁止我参加此次会议。

我抗议后，罗迈更怒。他长征时抢了我的马报复。他试图在长征中累死我。我向施平汇报。（即陈云）向周恩来同志陈情，彼时他们委派我担任总务一职。我身患疟疾，鉴于这一状况，他们便将马匹归还于我，这才使我得以幸免于难。

遵义会议决议未向我公布。毛泽东同志深谙避免无谓争议之道，即便我是他的胞弟，他也未曾向我展示过党的众多核心文件，亦未曾向我透露过党内的争斗详情。我只知上述情况。

身为一名拥有18年党龄的共产党员，我深知自己肩负着将上述情况上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重任，以确保中国共产党免受这些害虫的侵害。

在此之际，我郑重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表示，我愿意全力以赴，接受并执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所赋予的任何使命，旨在巩固与拓展中国共产党，引领中国革命迈向胜利的正确道路。

周求安（毛泽民）

张（绥山，曾秀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