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返抗战现场#

十万高举抗日义旗的军民，刚刚在冀东大地上掀起席卷21县的狂潮，捣毁伪政权，气势如虹。仅仅数月后，这支浩荡大军却在西撤途中遭遇灭顶之灾，五万之众被打得只剩千余残兵，濒临彻底覆灭的边缘。

这不是虚构的战争史诗，而是1938年深秋，发生在华北敌后战场上，八路军历史上最为惨烈、损失最为沉重的一页——冀东抗日联军西撤的血泪历程。

这场由辉煌胜利骤然跌入生死绝境的剧变，究竟因何而起？又留下了怎样刻骨铭心的历史教训？

怒火燎原：冀东大地上的抗日惊雷

要理解这场惨剧，必须回到那个山河破碎的年代。自“九一八”事变后，日寇铁蹄踏碎东北，毗邻的冀东（今河北省东北部及天津市部分地区）便成为抗日前沿，民众的救亡怒火从未熄灭。1933年长城抗战失败，冀东沦陷；1935年，汉奸殷汝耕更是在通县成立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冀东22县彻底沦为殖民地。然而，压迫愈深，反抗愈烈。从洒河桥镇上千青年高呼“宁作断颈剖腹之鬼，绝不敢做亡国丧家之奴”组成义勇军，到丰润、遵化群众自发截击日军，再到共产党员王承祖等在玉田等地秘密发展武装，冀东人民的抗日火种在地下顽强燃烧。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全民族抗战开始。同年9月，中共北方局任命李运昌为冀热边特委书记，领导发动冀热边地区的抗日游击战争。

1938年5月，一个关键的秘密会议在天津法租界召开。在中共中央和北方局的指示下，冀热边特委经过周密筹划，决定在冀东发动大规模抗日武装起义。

同时，为支援起义，八路军晋察冀军区派出邓华支队和宋时轮支队合编为八路军第四纵队，从平西（北平以西）向冀东挺进。

6月，冀东抗日联军宣告成立，原定7月16日于遵化等六县同时起-事。然而，因叛徒告密，起义被迫提前。

7月6日，滦县港北率先发难，抗日的烽火瞬间燎原！短短两个月内，暴动席卷冀东21个县，参加人数远超预期，迅速达到约10万之众（包含武装人员及随军群众）。抗联部队兵分多路，相继攻克多座县城，捣毁大批日伪乡村政权，声势浩大，极大地振奋了沦陷区民心，也沉重打击了日伪统治。

致命转折：西撤决策的失误与敌情的误判

暴动初期的巨大成功，令根据地军民欢欣鼓舞。然而，深秋时节，一个重大决策改变了这支新生力量的命运。考虑到部队新成分多、缺乏正规训练和巩固的根据地，同时也为了与挺进到冀东的八路军第四纵队（简称“四纵”）靠拢并接受整训，冀东抗联的主要领导人（除李运昌外）在会议中决定：将暴动主力约5万武装人员（此为西撤武装人员核心数字，加上随军民工、干部、家属等，总数庞大）西撤至平西整训。

李运昌的警告： 在这个决定命运的会议上，时任抗联负责人的李运昌提出了坚决的反对意见。他基于对冀东敌我形势的深刻洞察，敏锐地指出：冀东的抗日局面尚未到必须放弃的地步，仍有坚持和发展的空间。更为关键的是，他清醒地预见到，数万人的庞大队伍，集中起来向平西长途转移，目标极其显著，极易暴露。而日军拥有高度机械化的快速部队，一旦侦知我军动向，必然调集重兵围追堵截，后果不堪设想。李运昌力主就地坚持，在战斗中整训部队，巩固和发展冀东抗日根据地。

被忽视的预言： 遗憾的是，会议上多数同志过于看重西撤整训的有利条件，对冀东面临的“困难”估计过重（认为日寇即将进行大规模残酷“扫荡”难以坚持），同时严重低估了日军机械化部队的快速反应能力和战斗力。李运昌的正确意见被否决。1938年10月，以高志远、李玉成等部为主力的约5万抗联武装，连同部分地方干部和群众，开始浩浩荡荡地向平西进发。

血染征途：十万火种骤熄于寒霜

李运昌的担忧，不幸以最惨烈的方式变成了现实。日军情报机关早已密切关注冀东暴动。当数万人的队伍开始大规模、密集地西进时，其动向完全暴露在日军视野之下。日军华北方面军迅速调集重兵，利用其占据的铁路、公路等交通线，以高度机械化的步兵、骑兵、甚至航空兵，对行进缓慢、缺乏重武器和有效防空能力的抗联西撤队伍进行多路堵截、分割包围和疯狂追击。

地狱般的西撤路： 西撤之路，瞬间变成了死亡之路。抗联部队多为新组建的农民武装，缺乏正规作战经验，组织指挥也不够严密，在日军飞机轰炸、重炮轰击和骑兵、装甲车冲击下，难以组织有效抵抗。部队被冲散、分割，建制被打乱。缺乏后勤保障的战士们，在深秋的寒风中，饥寒交迫，疲惫不堪，面对武装到牙齿的强敌，伤亡极其惨重。战斗异常惨烈，许多部队成建制牺牲。据亲历者回忆和史料记载，沿途处处可见倒下的抗联战士和随军群众，鲜血染红了冀西的山川河流。

濒临覆灭： 当历经千难万险，部分残部终于抵达平西时，出发时的约5万武装主力，仅剩下千余人（有史料记为不足两千，损失率高达90%以上）。随行的干部、群众更是损失巨大。这场大西撤，使冀东抗日暴动积蓄的宝贵武装力量几乎损失殆尽，是一次极为惨痛的挫折，用“差点覆灭”来形容毫不为过。冀东大暴动初期轰轰烈烈的成果，因这次错误的战略转移而遭受毁灭性打击。

火种不灭：绝境中的坚持与重生

尽管主力西撤遭遇惨败，但冀东抗日的火种并未完全熄灭。在危急关头，李运昌力挽狂澜。他带领未及西撤或中途返回的部分部队（约2000余人），毅然决然地返回了冀东。同时，八路军四纵西撤时，也根据指示留下了陈群、包森、单德贵三位支队长的三个小支队（每队百余人），在极其艰难的环境中坚持斗争。

重建的艰辛： 回到满目疮痍的冀东，李运昌等人面对的是日伪更加残酷的“清剿”和暴动受挫后的低沉民气。他们掩埋好战友的遗体，擦干身上的血迹，以惊人的毅力和智慧，重新聚集力量，恢复和重建被打散的抗日武装和党的基层组织。1939年3月，冀东党组织开始恢复重建；同年10月，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成立了冀东第一个抗日民主政权——丰（润）滦（县）迁（安）联合县政府，标志着冀东抗日游击根据地进入了在秘密状态下艰苦开辟和坚持的新阶段。

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刘少奇后来在总结这段历史时，曾高度评价冀东大暴动：“这是一次很值得研究的人民抗日大起义”，“是真正发动了几十万群众来进行反对日寇汉奸的武装斗争！” 这场由辉煌顶点骤然跌入深渊的悲壮历程，虽以巨大牺牲为代价，但它沉重打击了日伪统治，极大地鼓舞了沦陷区人民的斗志，播撒下不灭的革命火种，为后来冀热辽抗日根据地的坚持、巩固和发展，奠定了最初的基础，其经验教训更是融入了我党领导抗日战争的宝贵财富之中。历史不会忘记那五万浴血西行、十不存一的忠魂，也不会忘记那些在绝境中重新挺起脊梁、最终迎来胜利曙光的坚韧身影。

【参考资料】：

《冀热辽人民抗日斗争史》（中共党史出版社）

《李运昌回忆录》（中共党史出版社）

《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军事科学出版社，抗日战争卷）

《刘少奇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

《冀东抗日暴动》（河北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