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59年在庐山会议上受到错误的批判之后，彭德怀元帅就被调离了领导岗位。

有数年的时间，彭德怀被迫退出了公众的视野，一直深居简出，也就无法有所作为。“转机”是在1965年到来。当时，毛主席通过时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的彭真对彭德怀作了动员工作，彭德怀基于种种考虑，在经毛主席亲自接见后，终于同意出任西南三线建设委员会第三副主任这一职务，到地方上负责煤炭、天然气等基础工业建设。

彭德怀是怀揣着为国做贡献的想法，在1965年11月赶赴成都就职。然而，此时，姚文元已经通过一篇文章，向刚刚复出的彭德怀发起了新一轮攻势。

1965年，彭德怀赴三线工作时并没有握有实权。一些有心人特地做了布置，言明彭德怀的指示“你们觉得不合适也可以不执行”，交代“不让他接触军工，不向他汇报工作，不准战士同他握手”等。

但广大干部和群众并没有让这些有心人如愿。他们对彭德怀的到来表示了欢迎，并基于对他的信任和敬重，选择听从彭德怀的指示。这其中就包括有军工战线的同志们，他们热烈地欢迎彭德怀去视察他们的工作，并争着同彭德怀握手问好。

彭德怀的表现也没有令他们失望。彭德怀每到一处，就会和群众们交谈，了解他们的建设和生活情况，和他们住一样的房，吃一样的饭，知晓哪儿艰苦，他就到哪儿去体验。

群众们见此，都乐意和他亲近，乐意和他讲心里话，关心他，热爱他，从心眼里想把他照顾好。

有一次，彭德怀沿着昆铁路线去攀枝花，途径四川石棉矿，突然作出“到矿山看看”的决定后，听闻消息的矿山职工们不约而同地从车间、工地、办公室和宿舍拥了出来，就连刚下夜班正在睡觉的工人也不例外。

在看到白发苍苍的彭德怀果然从山下崎岖小路走了上来，他们欢声雷动，群情沸腾，久久不愿离去。可见他们对彭德怀的敬仰之情。

只是，彭德怀的复出以及复出后的“受欢迎”，都让一些有心人十分恼怒。

事实上，就在1965年，彭德怀刚赴成都就职之时，姚文元就率先对彭德怀发起了“攻势”。姚文元很是擅长将文艺当作斗争的工具，断章取义、无限上纲，一切为个人欲望服务。在他那里，文艺已经丧失了审美的特性，遵循的只有“为革命的政治斗争服务”的逻辑。

姚文元对彭德怀“含沙射影”的一个文学批评，就是他在彭德怀复出不久后刊出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在这篇文章里，姚文元不去体味《海瑞罢官》这一作品的整体意味，不顾《海瑞罢官》写于1959年至1960年的这一基本历史事实，硬是子虚乌有地将1961年才发生的所谓“单干风”、“包产到户”和《海瑞罢官》联系到了一起，按照自己的政治目的，将作品中的“罢官”上升到了所谓的“反动本质”，不知名地将彭德怀形容为“右倾机会主义者”，复出后是要来“翻案”、“实现资本主义复辟”。

此后，姚文元就通过一篇文学批评，引发了一场政治大地震。更多人跳出来将矛头进一步指向了彭德怀。

在这种情况下，1966年5月，特殊年代到来后，在地方视察的彭德怀被召回了成都，接受了批判。12月时，他更是被“押”抵北京，先是关禁在一处营房里，后来又被多次转移。

1967年1月，无法忍受关押生活的彭德怀还曾写信给中央表明自己的艰难处境。这封信最终到了周总理的手上，由他在中央碰头会上做了宣读。遗憾的是未能改变任何结果。

就在数天后，红卫兵闯进了关押彭德怀房间，要他接受思想上的改造，逼迫他学习姚文元的文章，其中还包括姚文元批判周扬的文章。

彭德怀虽与周扬不熟，却知晓他不是姚文元笔下那样的反面人物，因而更加鄙夷和愤怒于姚文元的上纲上线，大怒“都是诽谤之词”，不肯按照红卫兵所说那般写下自己的心得。

彭德怀的“反抗”让他受到了更多的攻讦。1978年平反时，老总离世已有4年的时间。

参考文献：

《中共党史人物传精选本 第4卷 军事篇 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