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新中国正式成立，戴季英同志受命担任河南省委常委及开封市委书记一职，而此时开封正是河南省的省会。然而，戴季英同志坚信，凭借自身的资历与贡献，理应成为中共河南省委的核心领导。

1951年岁末，戴季英亲笔致信于主席，对河南省委的领导成员进行了严厉指责，并公然提出个人担任中央委员及河南省委书记的强烈诉求。

毛主席览信后，怒火中烧，断言“戴季英已无可救药。”他向中央办公厅发出指示：“我党绝不容忍戴季英这类高级干部。此类人物，理应开除党籍，剥夺公职，并永远不得重新启用。”

1952年二月，戴季英遭至党籍的剥夺，归家进行自我反省。自此，这位曾经的我党高级干部便逐渐从公众的视线中消失。

在1955年10月11日举行的党的七届六次扩大会议总结发言中，毛泽东指出：“每个人在人生旅途中都会犯错，错误有大有小，但鲜有不可挽救者。诸如陈独秀、张国焘、高岗、饶漱石等极少数人除外，绝大多数成员在同志们的协助下，都有改正错误、重获新生的可能。”

戴季英

参与黄麻起义

戴季英，1906年2月28日出生于湖北黄安县（今红安县）檀树岗的戴世英村，出身于一个家境殷实的家庭，别号继英。他早年就读于武汉启黄中学与武汉省立第一中学，便较早地接触了马克思主义思想。1926年7月，年满20岁的戴季英投身共青团组织，迅速崭露头角，成为武汉三镇学生爱国运动的知名领袖。翌年2月，作为武汉省立第一中学的一名进步学生，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7年6月，戴季英遵照组织的部署，返回故里，投身于农民运动的策动工作，并担任中共黄安的代理书记一职。同年9月，黄安地区——麻城两县委携手发起了“九月暴动”。戴季英承担起领导此次暴动的宣传与组织重任。不久，他跻身黄麻起义总指挥部的核心成员，并于10月14日率领起义农民成功攻克黄安城，一举歼灭县警备队。11月18日，在大别山区的历史性时刻，我国第一个红色政权——黄安县苏维埃政府正式成立。

黄、麻两县的农民自卫军被改编为工农革命军，鄂东军。面对国民党军12军的猛烈反攻，我军兵员不足，遭遇了严重的伤亡。最终，吴光浩...、曹学楷、吴焕先与戴季英率领的起义部队撤退至湖北黄陂县的木兰山区，坚守阵地，展开了顽强的游击战，这段英勇事迹被誉为“木兰山72壮士”。与此同时，王树声率领的一小股人马在黄麻北部地区亦坚持着不屈不挠的斗争。

02、建鄂豫皖基地

1928年春季，余部经过改编，正式成立了中国工农革命军第7军。吴光浩出任军长一职，戴季英则肩负起第7军党委委员的重任，从而开启了鄂豫边革命根据地的建设征程。

戴季英继任中共黄麻县委书记一职，同时兼任黄安县地方武装指挥部总指挥。他积极组织并领导农民群众投身于土地革命，并号召农民加入红军。同年10月，他被推选为中共鄂东特委的委员。至1929年12月，他再次当选为中共鄂豫边特委的候补委员，并投身于领导创建鄂豫边革命根据地的艰苦斗争之中。

1931年6月，中共鄂豫皖省委正式成立，由沈泽民——茅盾的胞弟——担任书记一职。戴季英光荣当选为省委委员，并在军事上成为沈泽民不可或缺的得力助手。翌年4月，戴季英被任命为红四方面军25军74师的政委，率领部队在皖西地区参与了第四次反“围剿”战役。尽管第四次反“围剿”未能取得胜利，主力部队不得不转战西进，但戴季英所在的第74师却毅然留守鄂豫皖，继续英勇斗争。在这段时间里，戴季英的战绩尤为卓著。

1933年3月4日，以74师为核心力量的红25军，在河南省光山县郭家河村（现属新县）与西北二马之一的马鸿逵部第105旅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交锋，这场战斗被后世称为“郭家河战斗”。在这场激战中，红25军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以不足30人的伤亡代价，全歼了国民党军两个团。敌207团团长马兆图、副团长吕宗文被击毙，205团团长马鸣及其部下2000余人被俘，此外，我军还缴获了一门山炮、八门迫击炮、十二挺机枪、2000余支长短枪以及百余匹战马。

1933年4月8日，戴季英荣获晋升，荣膺红25军政治委员一职，并兼任第74师政治委员及鄂东北游击总司令之重任，就此跻身于坚持鄂豫皖根据地斗争的核心领导行列。

四月的中旬，红25军在潘家河村与国民党军队展开了激烈的交战，成功击退了由卫立煌指挥的四个师的兵力，共消灭了国民党军一个多团，使得他们企图围剿红军的计划彻底失败。“潘家河战斗”中，戴季英的功勋尤为显著。

历经这两场激战，红25军的声威显著提升，队伍规模亦迅速膨胀至一万三千余人。

然而，受左倾路线的误导，红25军虽力图攻克黄安七里坪，却终告失败，导致伤亡逾6000人，实力遭受严重削弱。进入7月，面对敌军高达10万人的第五次“围剿”，25军遭受重创，全军人数锐减至仅3000余人。

在艰苦的游击斗争中，戴季英时常亲自主持会议，深入掌握干部与战士的思想动态及纪律执行情况，与战士们促膝谈心，传递革命的真理。战斗时刻，他亦总能身先士卒，与战士们并肩作战，在枪林弹雨中勇猛冲杀。

03、白雀园肃反

1931年，张国焘抵达鄂豫皖地区，为树立威信，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肃反运动。其中，白雀园大肃反事件更是骇人听闻，造成了众多干部的丧生。

戴季英原本只是本地的一名普通干部，并未得张国焘的青睐。然而，此刻他却身居鄂豫皖省委苏维埃保卫局审讯科长的要职。为了赢得张国焘的信任，他在肃反运动中表现尤为积极，堪称张国焘与周纯全的铁杆帮手。

在审讯红一军军长许继慎及周维炯等同志之际，戴季英在严刑逼供未能获得满意答复后，遂采取极端手段，命令执法队将他们用绳索绞杀，并将遗体秘密埋葬于山谷深处。

“你不了解肃反的真相，没有口供意味着他是坚定的反革命分子，不愿透露其组织。”结果，这49人全部被处决。

戴季英竟向沈泽民诬告徐海东，此行径使得沈泽民也开始对徐海东产生革命信仰的疑虑。面对压力，徐海东感到走投无路，心生绝念，决心以行动自证清白。在一次激战中，他手握大刀，仅着短裤，裸露着胸膛，毅然决然地冲入敌阵，与敌人殊死搏斗，最终成功击溃了敌人。目睹这一壮举的沈泽民，这才确信徐海东是一位忠诚不二的共产党员。

战火纷飞之际，戴季英在后方积极推行“肃反”运动，众多干部与战士因被指控为“改组派”、“第三党”或“AB团”而遭拘捕。在这场饥饿、伤亡与“肃反”恐惧的叠加下，红军面临着严峻的威胁。然而，中共鄂豫皖省委却发布通告，对“肃反”中部分领导人的右倾思想提出批评，并严令“进一步加强对红军队伍中的肃反工作”。于是，戴季英在74师的“肃反”行动愈发扩大。红25军原有一万二千余人，短短43天内，人数锐减至仅剩六千余人。

04、北上长征

1934年11月，红25军的主力部队，共计2800余名英勇战士，完成了整编部署。他们高举“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鲜明旗帜，英勇北上，开始了战略转移的征程。戴季英同志被任命为政治部主任，肩负起引领部队思想工作的重任。

随着军长程子华和副军长徐海东身受重伤，戴季英接任参谋长一职，辅佐军政委吴焕先肩负起工作重任。吴焕先英勇牺牲，戴季英立志成为军政委，却未能如愿。最终，政委一职由程子华接任，而徐海东则继任了军长的职务，戴季英仍旧担任参谋长之职。

在长征途中，戴季英曾行善举一件。那是在一场激战后，时任军政治部组织科长的刘华清身受重伤，按照规定本应留下休养，却执意随军部前行。戴季英最终作出决定，同意携带刘华清一同行进，更赠予他一匹骏马。此举无异于挽救了刘华清将军的性命，也间接地为我国保留了一位开国上将，以及未来的军委副主席。刘华清将军对此事铭记于心，直至晚年依然感怀不已。

戴季英亦曾犯下一错，那是在25军即将抵达陕北苏区之际。在一次部队启程前的集结讲话中，他言辞冗长，以致敌人趁机追击。幸赖徐海东及韩天楚、刘震等将领率领部队全力掩护，方才成功突围。然而，此次行动部队损失惨重，伤亡超过200人，更有一位团长英勇牺牲。许多将领在事后回忆此事，仍深感痛惜。此外，戴季英还曾怀疑25军医院院长陈信忠，因其曾从国军投诚而来。戴季英欲将其处决，幸得程子华竭力保释，陈信忠方免于一死。日后，陈信忠官至开国少将，并担任国家卫生部部长。

红25军抵达陕北延川县永平镇，成功与刘志丹所率领的陕北红26军和红27军实现了胜利会师。

05、陕北肃反

在蒋介石集结十万大军，对陕甘与陕北革命根据地发起史无前例的第三次大规模“围剿”之际，中共陕甘晋省委的朱理治、郭洪涛、聂洪钧等人竟不顾时局严峻，下令启动所谓的“肃反”运动，其锋芒直指红26军及其领导人刘志丹。

戴季英长期投身于“肃反”事业，身兼中共陕甘晋省委常委及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保卫局局长的要职。他天生对肃反工作怀有深厚的兴趣，在这关键时刻，再度毅然成为先锋。

一时间，戴季英将陕甘边根据地的县以上干部以及红26军的营级以上军官悉数拘捕。即便是26军的领导人刘志丹、高岗也无法幸免于难。在审讯过程中，戴季英多次亲自挥动皮鞭，残酷地殴打刘志丹与高岗，更将刘志丹年仅5岁女儿的母亲遣送至劳改队。

在戴季英的指挥下，西北苏区险些遭受覆灭，幸而中央红军在关键时刻抵达陕北，紧急叫停了这一行动。经过彻底调查，发现戴季英所获得的口供多是通过刑讯逼供甚至伪造手段得来。因此，戴季英受到了主席的严厉指责。周总理更是义愤填膺，对戴金英说：“像刘志丹这样的‘反革命’越少越好，而你这样的真正革命者，却是一个太少了。”

不久之后，戴季英的职务遭到了撤销，同时他亦遭到了党内的严重警告处分。

06、抗战时期

抗战爆发之际，戴季英再度被委以重任，于新四军第四支队担任政治部主任一职。在那个干部资源尤为稀缺的时代，党中央对他的重视程度尤为显著。

四支队的渊源可追溯至红28军。该军是在红25军长征之后，由所遗留的部队重新组建而成。据戴季英所述，4支队的司令员高敬亭，正是由他亲自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戴季英与高敬亭均在红25军中担任了政治委员的职务，分别负责74师和75师。二人志趣相投，均对书法情有独钟，彼此间的友谊亦十分深厚。

在红28军改组为新四军第4支队之际，中央最初派遣的领导人系鄂豫皖根据地黄麻起义的先驱之一——郑位三，担任政治委员，与高敬亭携手共事。然而，郑位三抵达后，因对高敬亭主持的肃反运动提出批评，却遭遇了高敬亭的打压与不合作态度。无奈之下，高敬亭向延安发出请求，强烈要求戴季英与其搭档。

原计划是接替郑位三政委的职位，然而高敬亭在他刚履新之际，便给他来了个措手不及，直接宣示：戴继英将担任政治部主任。按理说，他们二人原本地位相当，而且我的资历亦高于高敬亭，如今却意外成了他的下属。尽管戴季英强忍了下来，但对高敬亭的敌意自此滋生。

戴季英非善类。高敬亭对那人的言辞颇为不客气，这令高敬亭颇感不悦。自此，两人的关系开始急转直下，彼此间充满了警惕。某次，高敬亭提及机要员江腾蛟与戴季英关系亲密，疑似暗中举报，于是他怒火中烧，将江腾殴打至遍体鳞伤。事后，他更是故意在戴季英驻地的周边徘徊，意在向戴季英示威，以此震慑他人。此举令戴季英心生恐惧，不得不撤至某个团中躲避风头。

高敬亭之死，其根本原因在于他拒不遵从上级的指令，擅自建立独立势力。戴季英在此事中也承担了一定的责任。高敬亭遇害的直接导火线，源于其下属团长杨克志与政委曹玉府的背叛。戴季英主持召开了干部大会，对杨、曹二人进行批判，而在批判过程中，话题逐渐延伸至高敬亭。

原本，众多干部就对高敬亭心存不满。随着众人纷纷罗列出他的诸多罪状，其中不乏捕风捉影之谈。然而，这些罪状却成为了前来巡视的叶挺和张云逸等人对高敬亭违抗军令、不遵指挥的不满之据。于是，他们向军部提出逮捕高敬亭的请求，经批准后，高敬亭被执行了枪决。

自高敬亭遇害之后，徐海东接棒成为第四支队的司令员，戴季英则如愿以偿地担任了政委。这对昔日的宿敌再度携手，这段时期的合作相对和谐。在徐海东因病休养期间，戴金英甚至临时代理司令一职，为新四军江北部队的壮大以及皖东根据地的建立贡献良多。然而，好景不长，徐海东不久后因病离职，戴季英也被调往延安深造，一去便是数年，再度陷入闲置状态。这似乎表明延安对他并未给予充分的认可。在这段期间，他确实认真勤勉地学习，延安整风运动也未对他构成冲击。

在抗日战争的尾声阶段，中央政府洞察到河南地区的防御薄弱，遂决意在此地开辟根据地，并设立河南军区。王树声被任命为军区司令员，戴季英则担任政委一职，同时兼任河南地区区党委书记。这无疑是戴季英人生中最耀眼的时刻，使他成为了地方上的权势人物。

遗憾的是，他们未能辜负中央的信任，并未取得显著成就。在此期间，更引发了一场豫西事变，对我军造成了巨大损失，中央对此颇为不满。

07、解放战争中

1945年8月，抗战胜利的曙光终于映照大地。遵照党中央的指示，王树声、戴季英同志率领的部队与新四军第5师、八路军359旅成功实现了会师。中央作出决策，将河南军区与李先念、王震所率领的南下部队进行整合，正式成立了中原军区。起初，中央有意委派徐向前出任中原局书记一职，然而，因徐向前身体原因未能履新，郑位三遂接任中原局书记之职。

李先念、王震等人均跻身中原局常委会成员之列，而戴季英与王树声仅担任委员之职。中原军区下辖两个纵队，其中李先念担任司令员，王树声则身兼中央军事副司令员及第一纵队司令之职，戴季英出任第一纵队政治委员。第二纵队则由李先念所辖的新四军5师与王震率领的南下支队共同组成。尽管王树声与戴季英的资历均超过司令员李先念，但他们现今却谦逊地居于其之下。

戴季英心中略感不平，于中原突围之际，军区主力部队分作两翼，李先念与王震率部北进，而王树声则率领部众南撤。戴金英并未随王树声南行，而是选择留守，与河南军区并肩作战，执行掩护任务。待任务圆满完成后，他便与李先念的主力部队汇合，一同返回延安。

不久，中原局应运而生，邓工担任书记一职，郑位三、李先念分别被任命为第一、第二副书记，陈少敏、刘子久则成为常委成员。戴季英在组织中并未获得任何席位。传闻刘邓大军南征之后，曾计划组建豫陕边区，原本意图由戴季英担任行署主任，然而这一提议并未获得延安方面的批准。

开封市委书记

解放之后，戴继英受命担任河南省委常委及开封市委书记之职。彼时，河南省委书记张玺年长戴继英七岁，且其入党时间亦晚于戴继英八年。

戴季英对于自己当前的职位安排感到极度的失望，他自认资历深厚，五年前便已成为河南区委的书记，如今却沦为年轻人的下属，心中难免郁郁寡欢。带着这份不满，他在工作中变得消极被动，缺乏配合。这导致开封市委一度陷入缺乏核心领导的瘫痪状态。直至1951年，戴季英的不满情绪达到了顶点，他竟敢给主席写信，自吹自擂，贬损张玺，并要求担任河南省委书记。这一行径无疑激怒了主席。

主席随即作出批示：共产党无需再培养此类干部，此类人等应予开除党籍，剥夺公职，且不得再予启用。1952年2月，戴季英遭受了党籍与公职的双重开除。

1960年，戴季英因在陕北肃反运动中犯有失误，再度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

此后，戴季英逐渐淡出了公众的视线，隐居于郑州河南省委家属院，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即便在文革期间，他也未遭受太大的冲击，可谓是因祸得福。

戴季英晚年受访

自十年动乱终结之后，1984年四月，经党中央批准，他得以恢复党籍，并重新享有省级干部的相应待遇。

1997年11月，戴季英于河南省郑州市走完了他的人生旅程，享年91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