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0年，汪精卫参与、组织了刺杀摄政王载沣一案，这件事轰动一时，引来了各方报刊的争相报道。其中一篇说汪精卫是“蒲柳之姿”，或许一语成谶，这四个字成为他一生命运的根源所在。

抛开汪精卫在辛亥革命中的活动，抛开他早年刺杀摄政王的勇气，细细算来，汪精卫并不是一个很适合搞政治的人。每逢关键时刻他就掉链子，这注定他永远无法成为枭雄这一类的人物。英雄谈不上，枭雄他也做不到，这就是汪精卫的命运。

依据的话，首先是1926年突然爆发的中山舰事件，对于国民党内部来说，绝对是一个标志着决策权发生转移的重大事件。

汪精卫当时任国民政府常务委员会主席兼军事委员会主席、宣传部长等职，对于这一事件，他即使不力挽狂澜，也应该能够做出自己的决定。但就在这种关键时刻，汪精卫是什么反应呢？

他发高烧病倒了，陈璧君也就劝他，你都这样了，就不要管这个事了，汪精卫也就接受了。身体发烧是精神情绪的一种反应，这说明汪精卫不擅长处理政治危机，没有抗高压的能力。

政治家当然也是人，不生病，那也是不可能的。但政治家是不能生病的，即使再重的病，在政治突发事件面前也要马上恢复健康。

比如丘吉尔，1951年，已是77岁高龄的丘吉尔竞选首相。一次，记者们要采访丘吉尔，其实他们对已经年迈体衰的丘吉尔不抱什么希望了。但就在这时，门一开，丘吉尔身躯笔直、神采奕奕地从里面走出来，而且马上做出了他的招牌动作，代表胜利的“V”字形手势。

在后来的政治斗争中，由于性格软弱、实力不济，汪精卫一遇挫折，动辄托病出洋或住院休息。汪精卫的这种性格，造成了他在很多重大历史节点不能抓住机会。

汪精卫在完全有能力、最有资格来建立自己班底的时候，始终不能当机立断，做出乾坤一致的行动。

拿“西安事变”来说，汪精卫当时正在国外考察，如果换另外一个人，他会怎么做？在中国，即使是一个小军阀也知道怎么做的。

1935年，《何梅协定》签署以后，中央军黄杰、关麟征两军撤出河北省，造成平津出现权力真空。这时，前西北军将领石友三在日本人的支持下，纠集汉奸白坚武、潘毓桂和几千号地痞流氓，在宛平起事，打起自治的旗号公然向北平进军，全国震动。

此时北平周围除了察哈尔的二十九军，已经没有中国军队，北平军分会手中无可用之兵，顿时慌了手脚。这时萧振赢趁机说服众人，调二十九军前来救驾。

宋哲元在天津接到萧振赢电话，激动得跳了起来，掀翻了茶几。他立刻命令冯治安的三十七师强行军赶到北平。三十七师上午才从张家口出发，狂奔120公里，下午就进入了北平西苑军营，宋哲元终于得到了梦寐以求的一块地盘。

而汪精卫在西安事变发生后，不是马上赶回国内夺权，而是继续留在国外观望情形。从这一点上来说，汪精卫并不是一个合格的政治家。他总想人家把菜做好了，盛在碗里，端到他面前，他才肯吃；而到需要自己去努力，需要以命相搏的时候，汪精卫退缩了。

汪精卫只一生只做过两次主动的选择，一次是不顾众人劝说，冒死刺杀摄政王载沣，这次行刺为他赢得了无数赞誉。英俊的外表，出众的文采，优秀的演讲才能加上过人的胆识，如果历史可以定格，他会成为中国近代史上最为后人津津乐道的传奇人物。

然而历史不会为任何一个人停下脚步。

或许第一次选择耗尽了他的锐气，汪精卫作出的第二次主动选择就是在河内发表“艳电”，公开叛国投日。

历史不会原谅汪精卫，每一个中国人都不会原谅汪精卫，他将背着“大汉奸”的罪名遗臭万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