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延安举行的审干抢救运动期间，文化机构和教育院校普遍遭遇严重破坏，即便是在中国共产党精心培养高级干部的基地——中央党校，也无法幸免于难，沦为这场运动的“重灾区”。

在搜集整理有关审干抢救运动的历史文献过程中，我们时常听到关于中央党校的诸多传闻，遗憾的是，我们始终未能与相关知情者取得联系，亦未能收集到他们对于该事件事实的书面记载。

曾多次有幸与丁玲的伴侣陈明相遇，并就相关话题展开了深入的交流。历经岁月沧桑的陈明总是轻摇着头，轻轻摆手，最多只简短地回应道：“那不过是场运动，大多数人都会受到影响，这是常态。”当我们进一步询问他们个人的遭遇时，他轻描淡写地提及：“确实经历过审查，但并无大碍。”话语落地，便再无其他多言。

我深刻理解“没什么”所蕴含的深层次含义，这与他们在往后的岁月中所遭遇的降职、入狱、被流放到牛棚等一系列艰难困苦形成了鲜明对比。鉴于他们不愿透露详情，我们亦只能选择保持沉默。

如此一来，经过一段不短的时光，我们的文稿已基本定型。然而，鉴于中央党校在延安的审干抢救运动中，承受了“重灾区”的严峻考验，这部分内容却一直未能触及。

持续追寻的脚步未曾停歇。近期，我们终于有幸觅得曾志的珍贵回忆录——《我在延安整风前后》。虽然书中主要描绘了她在延安整风、审干、抢救运动中的亲身经历，然而，通过这一局部视角，我们或许能够管窥到中央党校在该运动期间的整体景象。

曾志

曾志，原名曾昭学，于1911年四月，在湖南省宜章县一个家境贫寒的学者之家降生。自幼聪慧过人，体魄强健，性格坚毅，不屈不挠。六岁那年，她便踏入了学堂的门槛。到了十三岁，她便凭借卓越的成绩，顺利考入了衡阳省立第三女子师范学校，由此开启了接触进步思想的旅程。

1926年8月，年仅十五岁的曾志，脱颖而出，成功跻身衡阳农民运动讲习所的行列。该所紧随毛泽东在广州创立的同类机构之后，迅速崛起，成为培养中共农民运动干部的又一重要摇篮。同年10月，曾志在衡阳农讲所的隐蔽角落，秘密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7年春日，曾志从农讲所顺利完成学业，紧接着便被任命为衡阳农协妇女部的干事，并在中共衡阳地委组织部担任职务。同年五月，正当春意融融之时，她的人生故事亦迎来了崭新的篇章。马日事变此后，曾志毅然投身于“长沙暴动”的行列，严格遵照上级的指示，肩负起联络工作的重任。

1927年8月，曾志毅然前往郴州，投身于地下斗争的洪流，担纲中共郴州中心县委秘书长的重任，并深度参与了“湘南暴动”的筹划工作。暴动落幕之际，她与红七师党代表蔡协民并肩作战，携手共进，最终结为革命伉俪。（1933年，蔡公因遭叛徒出卖，于漳州英勇献出了宝贵生命）。

1928年四月，曾志毅然投身于红七师的战斗序列，开启了井冈山的革命之旅。恰逢4月22日，龙岩市欢庆朱德与毛泽东率领的两支英勇部队的胜利会师，曾志肩负重任，荣任红四军后方总医院党总支的书记一职。

1929年1月，曾志随毛泽东率领的队伍，于江赣地区辗转跋涉，广泛播下了革命的火种。

自1929年9月起，她相继执掌了中共闽西团转委的书记之职、厦门与福州中心市委的秘书长一职，以及闽南特委和闽东特委的组织部长职务，并担任了福霞中心县委书记的要职。

在那个动荡的年代，曾志以一位职业革命者的姿态，在硝烟弥漫的斗争中，不断经历着生死的磨砺。凭借她的智慧和勇气，她出色地完成了众多艰巨的任务。有人将她誉为《水浒传》中的孙二娘，也有人将她尊为井冈山走出的英勇女英雄。

1937年九月，曾志决然踏上前往延安的征程。在武汉，她意外地与刚从国民党牢狱中获释的战友陶铸重逢。携手同行，他们共同营造了一个温馨的家庭氛围，从此结为永恒的伴侣。

在党组织的批准之下，她毅然选择留在武汉，肩负起中共湖北临时省委妇委书记的重担，并兼任汤池训练班支部书记之职，在鄂豫边区全力投入抗日统一战线的工作中。

在延安整风运动的开展之际，党中央明确要求对全体党员干部进行一次全面深入的组织审查。然而，在审查干部的过程中，曾出现过抢救运动的失误。

那恰逢整风运动的尾声，大家正紧密地结合实际，深刻地进行自我反省，认真学习党的文件精神。然而，一股名为“抢救失足者运动”的阴影，却突然从中共中央社会部部长康生那里弥漫开来。

康生

1942年的新春伊始，新成立的党校正式开启了它的教学之门，我也随之被分配到党校一部，开始了我的深造之旅。关于那个令人难以忘怀的夜晚，我的记忆中仿佛是党校一部周边或是南门外的开阔地带，临时搭建起了一个舞台，几盏明亮的汽灯在夜色中熠熠生辉。在那个夜晚，我们汇聚一堂，倾听了由“失足青年”对国民党反动派进行的深刻而激昂的控诉报告。

青年张克勤，年约二十，于台上生动地描述了其被国民党策反，继而投身特务组织的过程。他讲述了如何肩负重任，潜入延安，巧妙融入革命行列的经历。其叙述详实生动，极具吸引力。

另有一名女青年名叫徐曼丽，年岁大约十九岁上下。她自述也曾加入国民党特务组织，意图在革命阵营内部进行破坏活动。在与人的交谈中，她泪流满面，情绪激动地高声呼喊，立誓要将国民党特务的视线彻底消除，剥去他们的血肉，取出他们的筋骨，饮干他们的血液。

目击台上报告人泪流满面、痛苦至极的情景，我们亦感同身受，情绪随之激昂，坚信不疑。

此类会议需定期召开。

继此之后，我们以党小组为基本单元开展活动。每位学员需分享个人经历，紧接着，全体小组成员对汇报内容进行细致的讨论，力求揭示其中潜在的疑点。在此基础上，我们在小组会议中向报告者提出具有针对性的问题。经过一番反复讨论与质疑，我们才有可能得出准确的结论。

因此，即便面对相对简单的情形，也需要半个月的时间才能顺利完成审批；而对于情况较为复杂的情况，至少需要一个月。至于那些被认定为存在问题的，往往需要半年甚至长达一年的时间才能最终解决。

那些曾在白区、敌占区以及国统区秘密开展地下工作的同志，自然而然地成为了本次干部审查工作的焦点。

在党校一部，一场针对全体学员与工作人员的动员大会再次召开。校长彭真与教务主任黄火青亲临现场指导。本次大会，似乎由一部主任古大存担纲主持之责。尽管关于动员报告的具体细节现已难以回忆，但其核心宗旨在于呼吁那些犯错失足的同志们勇敢地主动投案自首，真诚悔过。

谈及党内纯洁度的问题，尤其针对河南从省委到基层普遍存在的“红旗党”现象，指出这种现象导致所有党员看似身披红袍，实则内心清澈如水，不过是伪装起来的党员。此言一出，会场上立刻弥漫起一股沉闷和紧张的气氛。

危拱之（中）

危拱之，曾是革命浪潮中的留苏学子，红军长征路上的杰出女干部，亦为河南省委组织部的重要骨干。一场报告过后，她心中萦绕着党组织对其党员身份的疑虑，忧虑重重，陷入深深的绝望。正是在动员大会落幕的那个夜晚，她卧床之际，以裤带紧勒喉颈，决然选择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幸而，窑洞之外，值班巡逻的同志敏锐地捕捉到了异常声响，迅速发现并紧急将她送往医院进行救治。然而，她已经面容惨白，气息全无，枕头上、床单上，皆被大片的血迹染红。

危拱之逐渐沉溺于自我放弃，情绪起伏不定，对上级领导态度傲慢，私生活亦陷入混乱，甚至公然宣称欲退出党组织。她频繁出入男生宿舍，与男友同居，给同室的其他男性造成诸多困扰。面对指责，她显得漠不关心，甚至挑衅道：“我不惧怕生死，不重视党籍，还有什么能令我畏惧？我愿随心所欲！”

她的疑虑历经两年终于得以解除，调查结果显示她并无任何政治污点记录。刘少奇同志亲自与她进行了交流，并亲自向她表达了对于先前不当质疑的深刻歉意。

随后，危拱之同志被调往东北履职，却不知为何，他竟然真的陷入了狂热的境地。。

解放之后，她选择了武汉作为疗养的地点，我多次前往那里探望她。她总是沉默寡言，只是将手中的笔记本递给我。那本笔记本纸张叠放，字迹显得有些混乱，阅读起来让人感到困惑，难以捉摸，仿佛不知所措。

她独身一人，既无子女，亦无伴侣，无法沐浴在亲情的温馨之中。纵然组织上派遣了一名女工作人员负责她的起居照料，然而该工作人员并未尽到应有的职责。不幸的是，她不慎在厕所滑倒，导致大腿骨折，那位工作人员既未提供必要的护理，也未及时上报情况，任其孤苦伶仃，处境显得尤为凄凉。

在“文革”的初期，危拱之同志便在纷扰与沉寂中与我们永别。她，一位在革命战争年代毅然投身革命的女性领导干部，却不幸落得如此凄惨的结局，实在让人难以置信。

鉴于动员大会将河南省委誉为“红旗党”，河南地区的党员因此背负上了“假党员”的称号。于是，在我们小组开展干部审查工作时，首要关注的便是那些来自河南的学员。

在小组中，一位姓苗的青年肩负着河南地委级别的重任，年岁不过二十三四，家中亲昵地称呼他为“小苗”。小苗倾诉了自己的不幸经历，众人立刻对他发起了心理攻势，催促他详尽无遗地叙述一切。紧接着，他们轮番昼夜不息地审问，让他夜不能寐，直至道出真相。每当他的“坦白”有所突破，便为他端上热腾腾的面条，以此作为对他的激励。

这场“恩威交织”的战术车轮令小苗感到晕眩不已，他开始语无伦次，言语间矛盾百出，一旦深入询问，问题便接踵而至。

历经一个多月的辛勤耕耘，直至他终于坦承曾在河南某地投身国民党CC特务组织，调查工作方显成效，于是对他的审查流程暂时画上了句号。

自晋升为“解放战士”后，小苗迅速投入到对他人进行审查的岗位上，他的态度变得格外积极。他全力以赴地整治他人，以期通过此举累积功绩，以洗刷自身的污名。

不久后，轮到我向小组分享个人历程。我的职业生涯多元而多彩，不仅曾在工农红军、苏维埃政府、游击队及根据地等公开领域贡献过力量，而且在白区和国统区，我亦长期投身于党的秘密工作。鉴于此，我自然成为了小组审查的焦点。

我深刻认识到，鉴于长期从事地下活动，我所处环境极其复杂，与各阶层人士的交流频繁，有时甚至不可避免地要与国民党人士，乃至特务有所接触。鉴于此，对我过往经历的严格审查，实乃理所当然之事。我理应保持理解和配合的态度，绝不应存有丝毫抵触之情。

我秉持着严格的自我要求，铭记以下几项原则：首先，无论身处何种压力之下，务必坚守实事求是的原则，即便遭遇严酷的逼问，亦须坚定真理，决不妥协，即便生命遭遇威胁，亦绝不泄露任何虚假之言。其次，务必保持冷静，绝不可与同志之间产生争执；对于他人的过激举动，应展现出宽容，做好承受委屈与身体痛苦的准备。最后，深信党中央、毛主席的英明判断，他们绝不会错怪任何一个好人，也不会让任何一个坏人逍遥法外，终将使是非黑白昭然若揭。

回首往昔，我缓缓述说着祖辈、父母以及我童年时光的家庭点滴。直至谈到抵达延安前，我在荆州当阳和远安的工作岁月。我细致入微地逐一讲述，力求详尽无遗，这个过程大概持续了五六天，最终才圆满完成了汇报。

最初，小组成员们只是潜心倾听，偶尔间会抛出几个疑问，待我陈述完毕，便示意我稍作休息。在那数日里，他们便全情投入，对我的报告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与分析，逐一挖掘并梳理出了其中的疑点和问题。

一周之后，小组内部的面对面质询活动正式拉开帷幕，提问者接踵而至，各式各样的问题层出不穷，需要我们反复深入探讨。我始终秉持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对每一个提问都给予了诚挚的答复。对于疑问，我详细阐述；对于无根据的提问，我坦诚相告，绝不敢凭空捏造。

历经近一周的审讯，他们对我仍旧毫无所获，遂将我划归那些执拗难驯之列。小组随即倾注全力，对我实施严刑逼供，尽管如此，进展依旧寥寥无几。紧接着，逼供行动波及整个支部，演变成了一场车轮战，昼夜不息地对我展开审问，日以继夜，直至深夜时分，有时甚至彻夜未眠。

所讨论的议题，事先已明确各自职责。若我的回应未能满足他们的预期，便有人会轻拍我的额头，或把我比作皮球般推来搡去。更有过激的行为，他们会揪住我的发髻，对我施以踢踹。。

此法堪称“匠心独运”，便是巧妙地将板凳翻转，迫使我不得不坐在凳脚之上。

他们认为我逃离闽东苏区，乃是由于对死亡的深切恐惧，更将我在鄂西北国民党第五战区进行的地下工作，贬为特务行径。他们断言，那位三十三集团军兵站站长赠予我的名片，实质上是一张特务的通行证。即便我曾在襄樊平林店一度被国民党便衣扣留，随后获释，他们对此仍存疑，坚信此事背后隐藏着重大疑团。

竟有人心生诡计，试图将陷害加之于我，不惜搜集证据，进而意图对陶铸进行诬陷。陶铸同志昔日曾执掌王稼祥同志的政治秘书一职，后更受命调任中央军委秘书长，同时肩负起总政治部宣传部长之责，全权打理总政治部日常工作。

曾志与陶铸

尽管连续的言辞交锋让我疲惫不堪，身心俱疲，甚至头昏脑胀，但即便思绪纷扰，我的内心依然坚守着一个坚定的信念：决不轻易吐露无稽之谈。无论对方采用何种手段，无论是软是硬，还是以华丽辞藻诱惑，我都将坚守原则：铭记于心的，便铭记；遗忘于心的，便遗忘，绝不轻易言辞，以免让人对真实性产生怀疑。

面对我的立场，不少同志表现出了强烈的不满。他们对我厉声斥责，指责我品行不端，甚至将历史贬低至比狗屎还要污秽的程度。他们诘问我，为何毫无羞耻之感，脸皮厚似城墙。对于审查中那些流泪的人们，他们则以嘲讽的态度对待，而我却只能强忍泪水。他们愤怒地宣称，大家义愤填膺，而你却依然面带笑容，这分明是你决心与众人背道而驰的明确表现！

实际上，我常情不自禁地露出微笑。有些战友由于在军营中服役已久，对社会常识了解有限。他们坚信火车只能在平原上行驶，而无法在山岭间蜿蜒曲折；他们甚至否认名片的实用性，认为名片就是特务的凭证，诸如此类。面对这些独特的观点和辩解，我唯有报以一笑，轻轻带过。

当时我身体不适，时常会突然感到一阵晕眩。我心中担忧，一旦我晕倒，旁人可能会误会我是在假装生病，若他们那时强行将我扶起，或许真的会有生命危险。因此，在面临质询时，我总是竭力控制自己的情绪。每当休息时段来临，我便尽量让自己沉浸在快乐的思绪中，并充分利用这段时间休息，恢复精力，以便为接下来的挑战蓄势待发。正因这份坚持，我在会议中从未有过晕倒的经历。

尽管我们全支部对敌方进行了连续不断的攻势，却未能如愿以偿地获取他们所渴望的战果。在无奈之中，我们不得不求助于其他支部的杰出战士加入战斗，但最终仍然一无所获。

历经两周的激烈角逐，他们终于认定我是一心想顽抗到底的固执之人，于是将我暂时放置一旁。

自此，我心情得以释然，不再需要应对连番不断的盘问，四周亦恢复了宁静，无人再来打扰。我静静地站在一旁，注视着他人经历的批斗与遭受的批判。

叶群、林彪

昔日，我与叶群同住在一间简朴的平房中。那时，她与林彪的婚姻尚处于初秋。每当同仁们向她提问，她的眼中便会涌出泪水，情绪随之激烈波动。即便回到私人空间，泪水依旧止不住地流淌，哀怨之声不绝于耳。

她的生活习性显得颇为随意，用餐时所用之搪瓷碗与筷、勺，往往未加清洗，用毕即随意搁置，直至下一餐时方才再次用来装取食物。

校厕地处偏远，她因身体不适，不愿跋涉前往，于是便将排泄物倒入室内的洗脸盆中。每当夜深或黎明将至，她还会用碗接取尿液，不经意间从门缝悄悄倾倒，致使室内外弥漫着一股令人作呕的恶臭。

令人震惊的是，在我外出之际，她竟在我用以洗漱的脸盆中随意倾倒尿液。当我质询此事，她竟毫不避讳地直言不讳：“那是我的尿液。”

她得到了林彪赠予的全新白布，却出人意料地将它撕碎用来制作草鞋，甚至用全新的毛线进行编织。这一行为显得十分奇特，让我感到十分不快。林彪为何会挑选这样一位人物呢？

五十年代，叶群频繁穿梭于广州，于市教育局担任挂职职务，与我有着不少的交往。之后，在京城及沪上等地区，我们亦多次相遇。在长时间的互动中，我逐渐领悟到，她绝非寻常人物。

初次与她相识，人们常误以为她性格直率，生活简朴，且在学习上一丝不苟，勤奋刻苦。在自学俄语的过程中，她特意聘请了一位白俄罗斯籍的保姆，以便日复一日地用俄语进行交流。她的房间里挂满了俄语词汇卡片，口袋里也常揣着学习用的卡片。无论是乘坐车辆的路上、休息的间隙，甚至是在洗手间里，她都会不断朗读几句俄语，这种学习热情的持久性令人印象深刻，仿佛她的求知欲无穷无尽。

实则叶群工于心计，惯于捏造谎言，心思缜密。日积月累，林彪亦对她言听计从，对她所说无不奉为圭臬。

文化大革命开始，林彪地位上升，她野心更大了。记得1966年国庆节时，我因是人大常委，发了上天安门城楼的票。她说，她是在人民大会堂楼顶上观看广场游行和群众晚会的。我问：你为什么不上天安门呢?她说：“还没到时候！”这句话，她是脱口而出的，但恰恰暴露了她的野心。

【“曾志，无疑是革命事业的坚定传承者。她投身革命事业之始较早，生涯历程亦颇为丰富，亲身经历了众多历史脉络的分支与细节。得益于她的宽广视野与独特机遇，她得以将这些珍贵的记忆整理成册，与世人分享。在她看来，每一位革命者，起初不过是充满活力的普通人，怀揣着理想与坚定的信念。然而，他们亦不可避免地带有自身的不足与局限。革命之路蜿蜒崎岖，非一日之功，亦非轻易可得。它铺设于波折与挑战交织的荆棘之中，我们唯有在困难中砥砺前行，方能坚定地迈向目标。

1998年，曾志辞世，晚景时分，他留下深刻之问：我内心常怀遗憾之情：毛泽东一生英明，为何在他晚年却发动了一场引起众怒的“文化大革命”？

曾志透露，她的女儿常向他提出疑问：爸爸在“文革”时期经历了深重苦难，你对于毛主席所遭遇的不公，是否怀有怨恨之情？

“不必怨恨。”主席晚年多病。”】

在延安地区，干部审查过程中曾一度滋生出“逼供信”的恶劣现象，其严重程度令人愤慨。此行为导致了投井、跳崖、上吊等一系列悲剧的发生，严重违背了党中央审查干部的根本宗旨和最初设想。

毛主席不久便获知了相关情势，随即果断实施纠正策略。在党中央的决策引领下，他提出了“审干九条方针”并确立了“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方针，由此逐步扭转了当时的局势。

鉴于我成为审查的重点对象，我对“九条方针”的相关文件未曾涉猎，至今对其具体内容仍一无所知。然而，我深刻认识到，正是这“九条方针”让我得以顺利渡过难关。毕竟，依据过往中央苏区在肃反运动中的惯例，我的生命早已处于岌岌可危的状态。幸赖中央推出的新方针，党校一部在对待“逼供信”这一做法上实施了相应的限制。

叶群的审查迅速告一段落，她得以享有比我更加丰盈的自由，于星期天得以重返家园。

我与叶群共居王家坪。每逢她返回故乡，我总会提议她顺路来我家看望我的女儿。

想念女儿亮亮。

陶斯亮的学名由其父亲所赐，取名为“斯亮”。此名蕴含着“此地最为光明”的美好寓意，旨在缅怀位于宝塔山脚下的延安——那片孕育革命精神的神圣土地。

整风运动的序幕已然拉开，而亮亮尚在幼年的襁褓之中。在我接受审查的前期，每周仍能如常归家。然而，随着审查的启动，回家的权利被无情剥夺。与此同时，陶铸同志化身为便衣，秘密前往晋西北地区，亲自展开对敌后武工队工作的实地考察。预计他将在来年方得重返故乡。

家中的男性保姆，年约三十岁，与孩子们相处时，颇显温情，但在教育方法上却显得不太得体。比如，在取水或准备餐食时，他会用绳索将亮亮的脚踝紧紧束缚在床沿，任其哭闹不止，即便是排泄时也不例外。

我对女儿穿开裆裤可能引发的卫生问题深感忧虑，于是毅然决定让她改换为实裆裤。鉴于她年幼，难免会有尿布湿或弄脏衣物的情况。男保姆在清洗衣物时，常会轻拍她的手心以示惩戒。一旦裤子弄脏，随之而来的便是手心的痛楚，因此她对他产生了畏惧之情。

叶群从王家坪归来后，向我传达了不幸的消息：亮亮不幸染病，高烧不止。在万般无奈之际，我向支部提出了返乡探望的恳请，没想到竟出乎意料地得到了他们的首肯。

归家途中，我惊觉女儿高烧不退，神志模糊，心中顿时涌起一阵焦急。我急忙将她送往医院，并耐心地为她喂药。次日午时，我正陪女儿在病床边小憩，叶群不期而至，她声称是受支部之命，特地前来探望并陪伴我。

昔日，归途之中鲜有同行的身影。显而易见，她的陪伴不过是对我的关注，源于对我可能自伤或与他人结盟的担忧。待女儿退烧康复，我便再次踏上了前往党校的路途。

自此，在党支部的批准之下，我的女儿得以每周如约莅临我处，共度愉快的周末时光。每到周六午后，都由我们的男保姆亲自驾车接送；而周一，则同样由他负责将女儿安全送返。

女儿的归来，对我来说，总是我每周翘首以盼的时刻。在漫长的六天周后，每当夕阳西下，我便提前占据半山腰的角落，焦急地盼望着她的身影缓缓显现。

我凝神远望王家坪的渡口，眼见保姆稳健地背着亮亮踏上岸边。稍后，她让亮亮独自行走一段路程，继而再次将他背起，继续前行。

一到党校周边，我迅速沿着山道下行，与此同时，亮亮也从远处高声呼喊“妈妈”。母女二人脸上洋溢着喜悦，那份幸福感似乎难以用文字完全勾勒出来。

春节的烟花渐散，三月脚步悄然而至，我再次成为了严格审查的焦点，并被重新纳入党校的临时党支部。面对这一变故，我不得不挥别往日的居所，搬迁至新址，以便继续承受审查的考验。

我们新居的所在位于后山之巅，此处新开辟了一条迂回曲折的山洞，洞内直通一隅神秘之地。四周群山环绕，此地已挖掘出一排窑洞，而在窑洞的开口处，构筑了一道高约三四米、厚达一米的坚实土墙。土墙上密布着各式各样的破旧瓷片与碎片玻璃，而在土墙之外，站立着两名全副武装、手持枪械的守卫者。

这里被称为临时支部，实则是一所隐蔽的监牢。近期，移入的学员人数已超过七十人，他们无一例外，都被视为存在严重问题。

在七十多位与会者中，超过二十位是来自全国各地的“七大”代表。鉴于“七大”的延期召开，他们便转至党校接受审查。最初，耿飚同志担任临时支部书记一职，及至他离任前线，聂鸿均同志接过了这一重任。聂鸿均，作为1935年陕北肃反运动的关键执行人——作者注。。

七十余位学员被编入了七八个不同的小组。评审流程实行的是一种小组内部的互审模式，具体而言，即那些“存有疑问”的学员将负责审查其他“存有疑问”的学员。每位学员都需详尽地复述个人的过往经历，紧接着，在各自的组内进行深入提问和富有批判性的讨论。我自诩为“顽固分子”，或许他们预判突破我的心理防线并非易事，因此在过去的一年多里，我始终未能被选中。

尽管中央政府已颁布“九条方针”，然而此地“逼供信”的现象依旧严峻，且相较以往，情况似乎有加剧的趋势。殴打、侮辱、踢踹等刑罚手段层出不穷，特别是那些所谓的“坦白者”，无论是为了洗脱嫌疑还是追求名利，他们在斗殴中使用的手段愈发凶狠，毫不手软。

少数老红军依旧对党忠诚不渝，但鉴于与社会交往有限，他们的视野相对狭窄，分析问题的能力亦有所欠缺。他们始终秉持“对敌必须坚决”的坚定信念，因此在面对问题时，往往显得不留情面。

有人用皮带猛力抽击他，直至他的皮袄被撕裂成无数碎片，浑身布满血痕；更有甚者，有人残忍地咬伤他的手臂，肉块被生生咬下。更有一次，他被绳索悬吊，手脚仅留一指悬空，高挂于窑洞的梁上，随后遭受皮带的残酷打击，那场面惨烈至极，让人不忍直视。

另一位女同志不幸遭遇批斗，被打至意识模糊，身体无力地倒在地上，不自觉地颤抖着。但令人心寒的是，竟有人怀疑她装作已死，竟用脚猛力践踏，对她施以残忍的打击。

另一位女同志遭受了严重的伤害，鲜血从口鼻涌出，脸上布满了斑驳的血痕。即便正值生理期，她依然坚韧不屈，与敌人展开了激烈的斗争。然而，她遭到了残酷的打击，最终，裤子上浸满了血迹，窑洞的地板上也染上了一片鲜红。

上吊自杀者疑似部风平。（中共四川省委员会书记，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之代表——编者按）他是省委书记。

一连数日的车轮战，成为了每位接受审查者必须经历的试炼。随着夜色渐浓，临时支部这一排窑洞的无数小窗，散发出一盏盏胡麻油灯微弱的黄光，仿佛夜空中的萤火虫，在黑暗中忽明忽暗地闪烁。周围一片宁静，然而，咒骂声、踢打声与惨叫声，却如幽灵般穿越土墙，越过山梁，向深邃的山野蔓延。它们时而中断，时而连绵，令人心惊肉跳，不寒而栗。

然而，作为一名“顽固分子”，我在临时支部中并未再次经历批斗与逼供的磨难，也未曾参与对别人的审讯。在那段一年多的岁月里，我始终承担着记录的任务。那盏昏黄的小灯，仿佛无形中加速了我的视力衰退。

在得以免于参加批斗会之时，我便会潜心研读马列学院所教授的理论著作。我努力驱散所有的烦恼与痛苦，全力以赴，力求让生活变得轻松而惬意。

我反复告诫自己：务必坚强生存，且要健康地生活！我明白，无论遭遇怎样的冤屈，终有一天会有洗清冤屈的时刻。然而，若无法承受来自外界的批判压力，导致身体崩溃甚至失去生命，那么冤屈可能会永远铭刻在心。因此，我经常以革命乐观主义的信念鼓舞自己，鼓励自己摄取充分的营养、确保充足的睡眠，积极应对外界的干扰，深入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总之，我始终保持着相对平和的心态。

例如，在那与危拱之同住窑洞的时光里，她与一位年纪轻轻的干部坠入爱河。夜幕低垂，他们仍于窑洞中谈笑自如，相互依偎，有时甚至嬉闹翻滚于床榻之上。而我却能视若无睹，依旧专心致志地翻阅书籍，安然入睡。

自那之后，我与宋维静同住于窑洞之内。考虑到她曾长期独处囚禁，心理承受了极大的刺激，言语能力几近丧失。起初，我们在同一屋檐下共处，她的话语断断续续，随后则渐渐演变为全天候的含糊不清的低语。有时，她还会在窑洞中游荡，步态蹒跚。尽管如此，我对此保持了从容的态度，无论是阅读、学习抑或是休息，都未曾受到她的干扰。

故而在过去的一年多间，我的体魄竟出乎意料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健壮。

1944年的初春，或许是因为中央下达了甄别工作的指示，临时支部的批斗活动逐渐放缓了步伐。紧接着，批斗与审查工作大体上进入了尾声，党支部的焦点也相应地转移到了甄别工作之上。在此期间，支部书记聂鸿同志已经调离了原岗位，由我们小组的范式人同志接替了他的职务。

范式人须亲自投案，姑父方得释放。

在姑母及其他亲友的再三劝说下，范式人最终决意自首。然而，自首之后，他很快便被拘禁在看守所之中。在那段日子里，一位老同志的远亲秘密地向他透露了实情：自首并不能减轻其罪责，唯有坚持翻供，坚决否认所指控的罪行，才是明智之选。于是，范式人毫不犹豫地撤销了先前的供述，随后便被转移到了福州的监狱，继续他的服刑生活。

1932年，国民党内部的派系斗争愈发激烈，蔡廷锴与蒋光鼐在福州毅然决然地举起了反旗，掀起了所谓的“闽变”。这一行动不仅解救了众多政治犯，更使众多人才得以重获人身自由，重返他们心系的闽东故土。

在临时支部的小组会议上，范式人坦言，他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时间尚不足三个月，那时他心中还怀抱着“一人做事一人当”的稚气想法，甚至天真地憧憬，若能自首，便可以重返故乡，从事教师的工作。这一切，都源于他对党的纪律缺乏深刻的认识。

彼时，范式人已顺利通过选拔程序，遂被委以支部书记的重任。

在此次审查过程中，“逃跑问题”再度成为众人关注的焦点。这一议题，最早于1938年由范式人向中央长江局提出，而如今范式人又身兼临时支部书记之职，这使得我在甄别阶段所面临的挑战无疑变得更加艰巨。

范式人同志自担任书记一职伊始，校部便下达了通知，命各支部对干部审查工作予以总结和审视。范式人同志在传达此通知之际，详细罗列了一系列显著成果，并庄严声明，在整个延安地区的审干过程中，并未发生任何“逼供信”的恶劣现象。

各临时支部小组针对校部的通知与范式人的讲话进行了热烈的探讨。随着讨论氛围的逐步放宽，那份沉闷的恐惧情绪得以缓解，越来越多的同志们纷纷大胆地表达自己的见解。

在交流探讨中，我与诸多同行均对“审干过程中不存在‘逼供信’”这一论点持有异议。我们强调，尽管无法确定其他领域是否存在“逼供信”现象，但就临时支部的情况来看，它显然属于“逼供信”的范畴。

范式人士郑重地强调：“此类言论，实则是对中央总结审干经验的公然否定，同时也是对中央精神的背离。”

尽管这顶帽子看起来令人望而生畏，但大家并未因此失去信心。我强调，辩证法注重“普遍与特殊”、“一般与个别”的辩证关系。关于延安地区审干的整体状况，我们尚不完全掌握。即便普遍情况下不存在“逼供信”，这也只是普遍现象，并不能代表全部。在我们这个临时支部，就是一个明显的“个别”和“特殊”案例。大家亲眼目睹并亲身参与了临时支部审干过程中的“逼供信”，且这些事件刚刚发生，怎能无动于衷？这种明明目睹事实却故意忽视的态度，显然违背了实事求是的原则。

范式人同志坚决驳斥了关于临时支部存在“逼供信”行为的指控。我们义愤填膺，于是我和另外两位同志急忙赶往彭真校长那里汇报此事，却不幸在途中遭到支部派遣人员的强行阻拦。

随后我才逐渐领悟，所谓的总结审查干部的经验，实则与抢救运动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皆由康生等人一手主导。

不久的将来，支部将向我提交对我的审查结果。该结论详尽地记载了我的过往经历，并最终认定：我离开闽东苏区的举动构成逃离。任铁锋种种疑云笼罩着我，荆当远的职务变动，平林店的突遭查封，无不昭示着特务的疑影。然而，我的困境却始终悬而未决，问题依旧悬而未解。

我早已有预感，自己或许难以得出令人满意的结论。然而，意外的是，我竟然被扣上了特务嫌疑的帽子。于是，我针对这份结论的具体内容，撰写了一份详尽的报告，对每一项指控都进行了逐一的辩解与反驳。

我特地拜访了党校一部的主任，旨在向他详细说明情况，然而他却并未给予任何回应。随后，我转而向教务主任寻求援助，他对我说：“确实，这些问题如同置身黄河之中，难以一一道尽。”我诚挚地恳求他为我发声，以维护正义，尽管他态度谦和，最终还是婉言拒绝了我们的请求。

承受了这些挫折之后，我最终选择了不再四处寻求援手，干脆将此事暂且搁置。在延安，通讯和交通条件极为艰苦，再加上全国被划分为根据地、国统区和敌后区，战事不断，要想理清这些问题，实属千难万难。

我深信，革命的光辉终将照耀胜利的彼岸，我的疑惑也将随之烟消云散。

我始终保持警惕，深知革命事业是出自内心的自觉行动，绝不应因审查结果而陷入消极或悲观的漩涡。我必须效仿在荆当远工作时期的那份坚定，以事实为依据，捍卫我的清白与无辜。作为革命战争中的一员幸存者，我必须更加奋发图强，自觉投身于党的伟大事业，以此来告慰那些英勇牺牲在我之前的战友，不辜负自己那段辉煌的历史。

延安整风运动，内容丰富，涵盖了干部审查等多个方面，是中国共产党运用科学态度、观点与方法，进行纠正错误思想、观点与方法的伟大政治举措。这是一场遍及全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与教育活动。此次整风运动对于保障党内思想、政治的高度统一，以及行动上的高度协调一致，对于取得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本次整风会议确立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与过去在“左”倾错误路线主导下所采取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做法有着根本性的不同。通过这次整风，党内达成空前的团结，革命队伍的战斗力也攀升至前所未有的新高度。

在整风运动的后阶段，抢救运动的开展期间，暴露出了严峻的“逼供信”与虚假坦白现象，这些现象导致了大量冤假错案的产生，对整风运动，尤其是审干工作，带来了不小的负面影响，其教训尤为沉痛，值得我们永远铭记。尽管如此，这一失误在延安整风的大背景下，仍属局部和次要问题，我们不应因此忽视整风运动所取得的卓越成就。

大约在1944年的下半年，历经波折的党的“七大”筹备工作终于迈入了实质性的发展阶段。中央委员会设立了多个区域性的代表团，并开始对代表资格进行了严格的审核。在整风审干过程中遗留的问题，则由各代表团肩负起甄别的重任。

尽管我并非官方代表，但作为华中地区的干部，我的个人经历以及过往审查的结果，都经过了华中代表团领导的细致审视与严格审查。

华中代表团由陈毅同志领衔，钱瑛同志同样身处领导层的核心。他们对我在审查干部环节的表现进行了周密的审视，普遍认为我态度诚挚，坚守实事求是的原则，即便面临巨大的压力，也未曾吐露过任何虚假之言。在临时支部的七十多位审查对象中，只有我与四位同仁保持了清白，未曾虚言。这种在政治立场上的坚定实属难能可贵，因此，代表团领导毅然决定将我推举为“七大”的候补代表。

自投身中国共产党以来，直至我离开闽东，乃至离别闽东之后，我的工作态度始终保持着积极向上，业绩出色；然而，由于疾病原因不得不离开闽东，此举却被视作政治上的不稳定，犯下了错误。

在华中代表团正式推举代表之际，陈毅同志对我进行了介绍，既充分认可了我的长处，也坦率地指出，我因病因故离开闽东苏区，实乃一大遗憾。尽管如此，众多代表依然对我投下了信任的一票，使我顺利当选为“七大”的候补代表。然而，由于那不可避免的“错误”标签，我的得票数仅略高于三分之二，几乎与失去代表席位擦肩而过。

谈及中央党校在审干抢救运动期间所笼罩的恐怖氛围，薄一波亦曾有所记述。1943年11月，他重返延安，并被安排进入党校一部进行深造。与他同行的母亲则居住在深沟中一孔窑洞之内。一日，母亲语重心长地对他言道：“此地的居住环境颇为恶劣，夜幕低垂，便时常传来鬼哭狼嚎之声，究竟缘由何在，实在让人难以捉摸。”

薄一波回忆道：“我沿着深沟缓缓前行，眼前至少可见六七处窑洞，洞内关押着近百人，其中不乏精神几近崩溃者。与他们交谈，有的放声狂笑，有的则泪流满面……终于，看守人员无奈地向我透露：这些人均是历经‘抢救’的知识分子，他们原是前来延安深造，却不幸卷入了这场‘抢救’的风波。”

初抵延安，眼前仍历历在目的是那残酷的逼供场景。加入中央党校后，校方赐予我一份殊荣，使我得以在学术研究之余，投身于甄别平反的繁重使命。投身这项工作后，我迅速发现，党校西南角的窑洞内，关押着150名在“抢救”运动中遭受“抢救”的干部，他们包括武竟天、宋维静等众多人物。

因此，在谈及抢救运动中的种种失当之处时，薄一波曾愤然表示：“这已不仅仅是‘错误’！简直是对怀揣革命理想的知识分子和久经沙场的革命老干部的迫害与摧残！”他的观点明确指出：“中央党校无疑是抢救运动的重灾区之一。”

林彪对于其妻叶群在中央党校接受隔离审查一事，表现出了类似“山大王”或军人的强硬姿态。 这位战士刚刚历经战场的硝烟，对那段时期的“审干抢救”活动持有一丝警惕的观望。得知叶群也遭遇了“抢救”，他的表情变得阴沉，于是找来康生，把手中的马鞭狠狠地砸在桌上，愤怒地质问：“这样做真的合适吗？我在前线拼尽全力，却有人暗地里想要陷害我的妻子。”康生连声致歉，解释称下属误读了政策，行动过于激进。随后，他立刻下令释放叶群，终止了对她的调查，自此无人敢再对她进行审查，最终为她恢复了“清白”的评价。

自国家成立之初，柯庆施便身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及国务院副总理的要职，然而，他的伴侣李蜀君却未能与他在命运上享有相同的幸运。

李蜀君出身寒微，早年便投身于革命洪流之中。她曾两次被囚禁于牢狱之中。在狱中，敌人为了逼迫她吐露实情，不惜采取极端手段，对她施行了老虎凳、辣椒水、竹签刺指以及皮鞭等酷刑，致使她遍体鳞伤，血肉模糊。尽管遭受如此折磨，她依旧坚贞不屈，未曾向敌人低头。

刑满释放后，经过三年的艰苦搜寻，我终于与中共地下组织取得了联系。

1940年，李蜀君肩负中共地下组织的使命，抵达延安，并担任了中国女子大学干部科的科长一职。在那里，她与当时身兼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及女大副校长重任的柯庆施相识，两心相悦，最终喜结良缘。

自中国女子大学与延安大学合并之际，李蜀君转任中央党校。在抢救运动风起云涌之时，柯庆施首当其冲，遭拘禁之厄运。李蜀君亦不幸被诬为“特务”与“叛徒”，遭受残酷的刑讯逼供。悲愤与绝望笼罩了她的心灵。某夜，月黑风高，她在寂静中留下了众多申诉材料，之后，她毅然决然地投身井中，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郭霁云

郭霁云曾担纲中国女子大学秘书长之职，她是一位兼具美貌与才华的杰出女性干部。在审干运动波澜壮阔之际，她荣幸地得到了康生先生的格外青睐与关照。

在抵达延安之前，郭霁云曾身居国民党中校之位，并有幸得以与宋美龄女士见面。他那段不凡的过往，使得他在众人眼中成为了“特大号嫌疑犯”。

在审干工作即将启动之时，郭霁云不期然地收到了一封康生亲笔所书的信件。这封信件由领导郑重其事地交到她手中，并引领她前往窑洞，其面色显得颇为凝重。

郭霁云心中充满疑惑，她与康生素并无任何瓜葛，工作上也并无直接往来，如此一位高层领导为何会突然给她寄来一封信？

康生为何对她表现出特别的关注，这一谜题直到今日，郭霁云亦未能解开。

康生的信如下：

郭靖（原名郭霁云）。

您所涉政治背景问题较为复杂。您理应明了“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准则，若您执意违反，一切随之而来的后果，您将需自行承担。

康生

郭霁云冷极了。

果然不出所料，审查小组对她展开了激烈的盘问，动用了残酷的刑讯手段，日夜轮流对她进行审问。

有人指向她的鼻尖，语气威胁地宣称，中央当局已下定决心，将以数人的人头示众，以儆效尤。他续道，我们的视线将紧紧锁定在你的态度上。只要你选择坦白，便会得到一碗热气腾腾的鸡汤挂面作为奖赏！

面对突如其来的悲痛，郭霁云内心掀起了波澜。自从祖母仙逝，父母便敦促她奔赴延安，与女儿一同投身抗日救国。近期，家书传来，告知父母即将启程至延安。她忧虑重重，生怕自己不幸牺牲，父母抵达后得知女儿竟是特务，这份打击将如何沉重，又有谁能为他们解开疑惑？她深知，此刻不能轻言放弃生命。她坚定地立下决心，要活下去，亲眼见到父母，并将一切真相毫无保留地告诉他们。无论未来遭遇何种不公，她都愿意勇敢面对。

郭霁云泪眼模糊，被迫笔耕不辍，落笔写下那篇虚假的坦白书，自称“不自觉的间谍”。事后，她悔恨交加，于私下向毛泽东寄去了一封上诉信，却不幸遭遇监管人员的搜查，最终化为泡影。

恰逢此时，年过半百的父母抵达了延安。母亲首要的任务，便是将平日里省吃俭用积累下来的十万元法币，亲手交付给女儿，并嘱托她将这笔钱捐献给党组织。当时，在延安地区，一般干部每月所领取的津贴总额，不过区区3元法币。。

机构的回应则是：不予接受。至于您父母的职业与生活状况，这并非我们职责范围内所应探究的内容。

郭霁云勃然变色，怒火中烧，随即着手对所能触及的每位中共领导人展开激烈的申辩和抗争。她与林伯渠、彭真，以及刚刚抵达延安的周恩来、邓颖超等领导人都进行了深入的交谈。直至1945年5月，彭真亲自签署了对郭霁云的最终鉴定：“其历史清白，未曾涉及任何政治纠葛。”

郭霁云轻轻擦拭眼角残留的泪珠，以淡然的心态答复了康生寄来的信函，并将她所收到的信件悉数归还。

康生同志：

经过深入研究，我的结论已经明确：该历史记录清晰，毫无政治上的疑窦。因此，我特此将你的信件退回。

郭靖

二十三年后，谁曾想，在这“文革”肆虐的狂潮中，一场针对郭霁云的批斗会上，造反派竟公然宣读了康生早年寄出的一封充满威胁的来信！

郭霁云瞪大了双眸，惊愕之情溢于言表。她对此一无所知，康生究竟是在哪个时刻、哪个地点，悄无声息地将他的信件暗自塞进了她的档案里。

这位人物在当时被誉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思想家和理论家”，然而实际上却是中共党内首屈一指的阴谋家。其品行之恶劣、行为之卑劣，竟至于此，对于郭霁云这样历经磨难、目睹过无数陷害他人者的嘴脸的人来说，简直难以置信。

她差点被造反派杀害。